北外德语系主任谈德国学生和生活

天各一方

2006年7月6日，贾文键老师被任命为德语系系主任。这位在德国学习工作了十余年，最终却选择回国执教的博导，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贾老师眼里的德国是怎样的，中德文化教育的具体差异有哪些，他对德语系未来的发展和对同学的冀望又是什么……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相信从他睿智、诚恳的回答中，你会对德语系这位新上任的主任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一、关于个人经历




1.记者：贾老师，您在德国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念头促使您回国，再次回到母校教书呢？



贾老师：我回来，主要是出于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这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认识过程。1996年出国前，我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一种朦胧的玫瑰色。但身在其中，才深刻感受到西方社会的虚伪和对中华民族的排斥与敌视。



在异国他乡，渴望在电视上看到祖国的消息;却又常常担心看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因为那里的新闻媒体更热衷于报道煤矿坍塌、洪水火灾，所以，我慢慢明白了，我告诉自己，没有祖国的消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自己的祖国平安无事。有一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无不满腔愤慨。德国媒体却平淡得出奇，他们对中国的热血青年投出的石块口诛笔伐，但对自己投出的炸弹轻描淡写，双重标准！德国有一项关于解除对华军售限制的民意调查，竟有80%的德国人反对解除军售限制！西方社会对中华民族的敌视，不是哪一届政府的阶段性政策，而是西方人一如继往的心理积淀和惯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民意基础。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不要指望西方人假惺惺的善意。



2.记者：您硕士阶段读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后来留校任教，经常为国家

教育部、国家计委和北京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翻译工作，之后您在耶拿学习了经济学和跨文化经济交际。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贾老师：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学的专业是翻译理论与实践，1992年毕业留校，一直工作到1996年。在学习和工作期间，做了很多翻译，尤其是口译工作。因为中德经贸关系的迅速增加，许多翻译工作与经贸知识有关。我感觉自己以前学的知识不够用了，不得已开始自己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另外，在翻译实践中我已经体验到，语言只是交际的一个层面，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对交际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逐渐开始摸索跨文化方面的内容。后来获悉德国耶拿大学有跨文化经济交际专业，我就去申请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当时DAAD每年给我国提供30个攻博名额，我被幸运地选中了。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疯狂地给自己充电。从1996年4月到1999年10月，不仅写完了255页的博士论文，还通过了经济学和跨文化经济交际两个副专业的20多门考试，并取得了毕业证书。



3.记者：您在德国居住过十年，您觉得这段旅德生活给您带来的收获有哪些呢？



贾老师：国外的十年，使我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宽了专业视野。作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党的外语工作者，我认为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积极的因素而壮大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外语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但是，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并不是为了变成外国人或像外国人那样的人。



4.记者：对于德国有什么特别留恋的吗？



贾老师：我很喜欢在德国坐火车，因为车厢里经常很空，非常惬意。这是与德国人均财富较雄厚有关的。在评价交通时，我喜欢用一个词：人均座位数。我坚信，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我们的人均座位数也会攀升到世界水平的。我们可以舒适地坐着自己的火车，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还很喜欢德国的蓝天和清新的空气，他们的环保很好，他们把污染环境的产业都挪到发展中国家了。随着我们绿色GDP的推出和环保意识的增强，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伦敦曾以雾都著称，德国的莱茵河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腌咸鱼。环境问题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只能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却耗费着世界四分之三的能源。他们必须对全球的环境问题承担主要责任。美国连<<京都议定书>>都不执行，更没资格对别的国家说三道四。






二、关于中德文化教育差异

5.记者：就您在德国常年学习、教学的经验，您觉得中德学生各自有哪些特点？对于咱们德语系的同学们，您有哪些建议呢？



贾老师：德国学生在脱稿表达方面远胜于我们的同学。这与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重视个性的发挥和口头训练有关。他们作起报告来自信老道，好像很有把握。我们的同学在这方面训练较少，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但要明白，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我们已经习惯的行为方式可能会产生我们所不希望的效果。

另外，德国学生的民族自尊意识远胜于我们中国同学，您若去德国留学，可以试着批评一些德国的时弊，德国人对您的回答很可能是：您要是不喜欢这里，就回去。反过来我们问一下自己，如果外国人当着您的面对我们的国家指指点点时，您说出这种话的可能性有

多大呢！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有很多弊端啊。可哪一个国家没有弊端呢。西方人最喜欢对中国的人权指手划脚，我也碰到一些这样的德国人。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对人权的理解最深刻，当你们德国人到处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给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

有一点必须明白，你若和外人一起骂自己的祖国，得到的顶多是一点可怜，不要指望别人对你会有什么尊重。在对外交往中，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政府的公关形象，20多年来经常是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我们必须适时适度地亮剑！

在现实中，迷信欧美，哈日哈韩，自我贬低，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处处可见的丑陋现象。崇洋媚外，其实是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屈服，它麻木了一个民族的激情、自尊和创造力。“灭其族先诛其心”，崇洋媚外，是危及民族意识和生存的一件大事。“八荣八耻”中的第一条一针见血地点中了目前这个问题的核心：“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6.记者：您觉得中德高校教育最大差异是什么？学术氛围上有什么异？在今后有哪些方面可以互相改进？



贾老师：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对权威的态度。

在我们中国，老师的形象带有神圣的光环，其地位原则上是不可挑战的。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不平等的，这体现在师生彼此的称呼上，老师对学生以“你”相称，学生要用“您”。在德国，师生彼此用同一种称呼，根据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定义，要么用“您”，要么用“你”，一般不会出现不对称的称呼。德国的课堂一般没有考勤制度，学生在选课上有很大的自由，在决定是否真去上课还是只参加最后的考试上几乎有决对的自由。这种关系隐含的理念是把学生当作独立自主、有充分能力对自的决定承担责任的成熟、平等的人。这样，学生就没有义务把另一方的言论当作金科玉律。所以，学生对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招聘教员等校内事务等都享有许多发言权。

在学术氛围方面，我很欣赏德国学者诚实、严谨的风格。比如在写文章时都详尽地注明文献的出处。当然，不这么做，一旦事发，就会后果严重，甚至被同行唾弃。这种氛围，有助于原创性成果的出现，因为靠东拼西凑出东西很难在学术江湖立足。德国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自己的社会文化视野，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比如涉及到中国，要么说他就要分崩离析，要么就是强大得不得了，经常走两个极端，就是不能中庸一些。

在学校的用人制度上，德国及许多西方国家有个特点，即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情况非常少。最近，顾海兵等学者以23所知名高校的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兼职教授、职工等），对高校教师的来源进行了调查。这其中大陆高校17所，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香港地区及国外高校6所，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调查结果表明，17所大陆高校中的987名教师中获最高学历后直接留校的占62%，而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没有在本校完成学业后直接任教的现象。哈佛大学经济学院47名教师中只有1人最高学历学校是哈佛大学。我们应对学术上近亲繁殖这一问题认真思考并拿出办法。德国文化区涌现出众多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推陈出新，继往开来，这与其底蕴深厚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导师应该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无论博导，还是硕导，都要着眼于培养“超导”（超过导师的学生）；学生要把导师视为超越的标杆，而不是模仿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7.记者：接触一个新环境需要一段适应过程。您初到德国时，有哪些文化差异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对于即将去德国留学的同学们，您有什么建议吗？


贾老师：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差别是对待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态度。

在中国，我们经常给与外国人和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而对自己人则经常相对苛刻。德国人不会把外国人抬得比自己高，至少中国人一般不会得到这种待遇。相反，德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排外情绪，尤其是针对有色人种，即黄种人和黑人。我刚到德国在耶拿大学补学会计学课时，一般坐在第一排，为了看得清楚些。老师提问，我喜欢积极回答。好几次后面有德国学生发出嘘声。其他外国学生发言时，也有过这种情况，这让我很吃惊。

出国前，我经常去北外的穆斯林餐厅吃饭，因为我爱吃羊肉，可是到了德国耶拿，在大学里遍寻不见穆斯林餐厅。后来在茨维考应用技术大学工作了六年半，也没见过照顾少数民族习俗的餐厅。我们中国把民族平等落实到细节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政策！也许我们的国家主席或总理哪天访德，可以关心一下他们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可以在一个大家庭里过温馨的日子；欧洲面积比中国还小，却分裂成几十个国家。搞欧共体，搞欧盟，搞到现在也没搞出个欧洲合众国。我们统一、稳定、强大的国家，其实是欧洲人心仪的蓝图。但他们要么是真不明白，要么是不想明白，我们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是民族共荣的前提。他们也许想到了，但是没做到。

对即将去德国留学的同学， 我想先祝他们身体健康。身体是事业和生活的基础。我希望他们无论今后在哪里发展，都不要忘记一点：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取决于生你养你的祖国的地位。爱国就是在最高层次上爱自己。



三、关于德语系的建设发展

8.记者：您认为北外德语系与以前相比在哪些方面有了不同？



贾老师：德语系与十年前比规模大了，学生人数多了；办公和教学条件比以前好了。同学们的穿戴花样多了。我们的教师队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博士有9位，占整个教师队伍的23%，而以前博士可谓凤毛麟角。德语系的变化，其实是我们国家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




四、对德语系同学的建议

9.记者：现在有些同学在本科阶段就选择了出国留学。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硕士毕业后再出国呢？对于出国留学的最佳时间，您有什么看法呢？



贾老师：我当时不是选择了硕士毕业后出国，而是没有别的可能性。我父母没有足够的钱让我本科毕业就自费留学，所以就考了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外德语系工作了四年，然后学校允许我申请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出国读博。过程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资助孩子走出国门，要么旅游，要么留学，我真羡慕这些年轻人，他们赶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谓生正逢时。

至于出国留学的最佳时间，我觉得若是准备读学位，最好是在本科毕业后，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本科毕业后，经历过大学教育，一般来说对中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对本国文化有了较自觉的认同，出国后，不会轻易出现文化定位迷乱的情况；二、有个本科文凭，是面对人生风险的一个保险系数。若是在国外学业不顺利，还有一个在就业市场上立足的依据；三、本科毕业，一般获得了一定的职业技能，这对自己出国后发展会有许多好处。



10.记者：您曾经在德语学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



贾老师：在学德语时，曾经最让我头疼的是变格、变位和动词后置。咱们的汉语没这些麻烦事儿，所以开始时不习惯，变来变去，头晕脑胀，错误连篇。尤其是口头表达时，没时间思量，更是出口成错。

是庖丁解牛的故事给了我启发。我想，掌握了规则，烂熟于心，就不会跟规则碰壁了。怎么烂熟于心呢。我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就采取了背的方法，不是背单个的词和词组，而是针对语法难点背完整的句子，背完整的段落，背名著的章节。慢慢地不仅熟练掌握了语法规则，而且培

养起对遣词造句、文体风格的语感和敏感。说一门外语，表面看是嘴动，其实是心动。背完几天后会忘掉很多具体的词句，这没关系，词句嘴边过，语感心中留。直到现在，碰到精彩的段落，我还是喜欢去背，字字珠玑，如饮香茗，嘴边留香，心中留情。把规则烂熟于心，便可与规则共舞。学外语的关键，套用卖油翁的话来说，就是“唯嘴熟耳”。

当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应该与一定的专业知识相结合。通过阅读德语专业书籍，用德语写相关的专业论文，进行相关专业的讨论辩论，在思维缜密、表达严谨方面进一步锤炼自己的外语水平，逐步做到下笔成章，出口有数。从最高境界上讲，为了提高外语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因为我们的外语水平，一般而言不会超过自己的母语能力。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外语水平，必须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去欣赏领悟她美妙的语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11.记者：对于我们普遍关心的就业问题，您对德语专业的就业前景有何看法？我们系的学生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努力？



贾老师：为了面对就业问题的挑战，北外德语专业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加大科研力度，强化师资队伍，优化系务管理，总的目的是稳住在全国德语界的龙头地位。有了这个地位，我们的学生在与外校学生竞争时就已经占了先。

具体到同学们该怎么做，我想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本科生而言，可以用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三个词来概括。在高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基础，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尤为重要。厚基础是指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我们要有过硬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宽口径是指宽广的知识面，包括有关德国的专业知识和经济、外交等复合专业知识。

对于研究生而言，研究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爱因斯坦把基础研究工作归为三个要素：1. 提出新问题；2.深入思考；3. 大胆设想或假设。他还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德语中有句成语：没有愚蠢的提问，只有愚蠢的回答。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屈原曾作《天问》一诗，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我们常说的做学问，学问学问，其中一半的工夫是在问。但凡在科学上有所创造的人，都是善于提问、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我希望研究生们要研究，不仅要继承知识，还要加强创造知识的意识，要做有知识、有见识、有胆识的人。



  结语：感谢贾老师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人生智慧给我们上了如此生动的一课，相信读者朋友们也从中收获不少。




采访、文字/ 刘璐、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