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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manchesterutd

【《煮酒侃三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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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38:52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话说孙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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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的。一方面是他在镇压黄巾、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还是小霸王孙策、吴大帝孙权之父。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我们从史料上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现象:基本上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在现代的一些评论中,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的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一)

  陈寿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首先看看“有忠壮之烈”的这个评价。综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其它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是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因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

  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将士们跟随青白马在草丛找到了孙坚。孙坚休养了十几天,伤好了一点就立刻派兵出战。在宛城一役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在他的带动下,部下蜂拥而上,很快取得胜利。孙坚也因为此役的出色表现而升任别部司马。参加联军讨伐董卓途中,孙坚先后斩杀朝廷地方官员王睿、张咨;在与董卓的较量之中,他能在失败后马上重新集结队伍,迅速发起反攻并取得胜利。

  从这几个小片段,我们能看到一点什么?笔者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孙坚之所以能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取胜,靠的不是有多么高的战术水平,他能取得胜利的法宝只有两个字:勇猛!以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原本就不属于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我们再透过孙坚对很多事情的处理进行分析,可以再进一步对孙坚做出另外一个评价:孙坚只是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说孙坚没有政治头脑,这一点也没有冤枉孙坚。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却没有占南阳为己有,反被袁术做了南阳太守,粮草供应要依赖袁术;杀荆州刺史王睿,也不能控制荆州,反被刘表趁虚而入,结果孙坚不但要在不久以后再打荆州,而且最后还丢了性命。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的观点是:因为孙坚根本就没有想过向其他诸侯一样占地为王,逐鹿中原,或者说孙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似乎孙坚就是为战争所生,所以任何阻挠他去参加战争的人或者事,他都不能容忍。会稽平叛,孙坚勇往直前,得罪了当地及临郡的各大豪族却浑然不知(逼娶吴郡贵族吴氏,又全然不觉自己“轻绞”之名已经对各大毫族留下恶劣印象);长沙郡区星作乱,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郡太守。孙坚一月之间便消灭了区星。周朝、郭石等人率众在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起事,孙坚越郡讨击,三郡肃然。孙坚平乱,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却又违反了朝廷法令;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影响了孙坚讨伐董卓、光复汉室的宏愿,孙坚毫不留情的把他杀了;武陵太守曹寅伪造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征讨文书送给孙坚,历数王睿的罪状,命令孙坚捉拿王睿,孙坚想也不想就执行了。当王睿问及理由时,孙坚的回答是:“因不知罪而获罪。”不但王睿到死都没弄明白因何被杀,笔者认为就连孙坚也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在加上“轻佻果躁”的性格,在群雄逐鹿、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时代注定是被人利用、功败垂成的。董卓带着皇帝跑了,诸侯联军散伙了,自己的力量又不够,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本是想带着豫州刺史的头衔到豫州稍做休整,不想各路诸侯的纷争又起,危及到自身的安全。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曰:“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到这个时候孙坚心里想的还是“救社稷”,要不然也就不会“言发涕下”而不忍自相残杀了。在这种形势下,再没有头脑的人也都明白要力求自保,为达到这个目的,孙坚终于放下了当初“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宏愿,同原来关系就不错、而且又与袁绍交恶的袁术结为同盟(也有说是投靠袁术的,不过这是一段历史公案,也并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参与到诸侯混战的行列之中了,结果是越险越深,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同袁术一起合力击败了周喁。随后,袁术派遣孙坚出征荆州进攻刘表。刘表派手下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战。孙坚一举将其击败,并渡过汉水包围襄阳。但在“单马行岘山”时,被黄祖的士兵射杀。一个曾经令董卓闻风丧胆的一代猛将却死在一帮小喽罗的箭下,时年三十七岁。

   (四)

  终其一生,孙坚实乃一介武夫,只能称之为是一个一流的战将,算得上是一个长胜将军。但孙坚缺乏政治头脑,始终被人利用,虽说早期有“忠壮之烈”之美誉,但不久就卷入了诸侯的大混战当中,自身难保,奢谈“同举义兵,将救社稷”,打着打着,就连自己应该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了方向,忠臣做着做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忠臣;至于罗贯中所说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之类的英雄,孙坚不是那种人。至于说到政治家,孙坚更是连边都沾不上。他对后来孙策的兴起东吴政权的创立也没有多大影响,自己奔波一生而无立锥之地,最后连妻儿老小都要寄人篱下。有人戏称孙坚是“三十七岁留下的只有一个寡妇和五个孩子”,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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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39:52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一分为二的吴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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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一定还记得:刘备占据荆州后,孙权派鲁肃讨还荆州不遂,周瑜便利用刘备甘夫人新丧之机,向孙权献计:欲以结亲为名,将刘备骗至东吴,以换取荆州。不料这个美人计被诸葛亮识破,在诸葛亮的精心策划下,一出围绕招亲的轻喜剧正式展开。在这出戏中,有一个陪角:吴国太,她成了促成孙刘联姻的关键人物。就凭她的几句话,刘备才得以抱得美人归。虽说此举让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但从当时的大局来看,却不失为正确的决定,促使孙刘联盟的正式形成,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手脚慌乱,投笔于地”。
那么,吴国太究竟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第七回中言道:“孙坚有四子,皆吴夫人所生&#8226;&#8226;&#8226;&#8226;&#8226;&#8226;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这个次妻,就是吴国太了。第三十八回中作者还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孙权之母吴夫人临终时,特地叮嘱孙权说:“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也对孙权说:“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得如无物!我姐姐临危之时,分付你甚么话来!”真可谓一清二楚,毫无问题。不想这事情后来却闹出了一个笑话:白丁先生在他的《三国趣谈》一书中把这两个不同的吴夫人又混成了一个,该书“智哉吴国太”一文中提及吴国太时的介绍是;“(小说中的吴国太)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著名军阀之一孙坚的夫人、三国时代东吴首领孙权的生母&#8226;&#8226;&#8226;&#8226;&#8226;&#8226;孙策去世前后,她出面稳定大局;甘露寺相女婿刘备,促进孙刘联盟;赤壁之战前提醒孙权召回周瑜决策”。明明《三国演义》中都出现过的两个不同人物却被白先生当成了一个。
不过,当你查遍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资料的时候,你又会大吃一惊:原来根本找不到这个吴国太的存在。《三国志&#8226;嫔妃传》中记载:“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於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历史上的吴夫人根本就没有小说中提到的吴国太这个妹妹,这个妹妹纯属子虚乌有,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吴夫人和吴国太应该是一个人;刘备娶的孙夫人也不是小说中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而是孙权的亲妹妹。对于这段历史,罗贯中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不然就不会在小说中做了前面提到的三次特别的交代。如此安排,应该说是特意而为的,是罗贯中来了个一分为二,其动机无从考究了。不过,罗贯中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把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男性--孙仁当成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
问题算是搞清楚了,现在再来谈谈历史上的这位真正的吴国太
说起来这位吴国太倒是三国前期的一位颇有见地的女人,称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据<<会嵇典录>>中载:一次,孙策因手下功曹魏腾的意见与自己不符,心中大怒,并“将杀之”,当时,他手下人无人敢替魏腾求情,“计无所出”。这时,吴国太,“乃倚大井”说:“你刚刚平定江南,人心尚且不稳,你应当礼贤下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如果你今天把他杀了,那过不了几天,将将有人叛乱。我不忍看到那一天,现在就投井而死。”这一席话,说得孙策大惊失色,“遂释腾。”
孙策死后,十八岁的孙权当政。为帮助孙权治国,吴国太“助治军国,甚有补益。”(见<<三国志&#8226;嫔妃传>>)。一次,曹操要孙权送子作人质,孙权因部下意见不同,只好“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周瑜认为:一送人质,就要甘心听从曹操指挥,这样做的好处,仅不过封侯而已,不能称霸天下,他建议孙权看清形势再说。这个意见同吴国太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吴国太对周瑜大加赞赏,并要孙权向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周瑜。(见<<江表传>>)。
这里附带提一句:所谓“ 甘露寺吴国太招亲”也是实属虚构。因为吴国太在刘备结亲的前七年,就已经病死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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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一代能臣——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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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象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会称他为一代能臣呢?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生于公元142年,卒于公元208年。论血统,他是汉鲁恭王的后代,也算是皇家贵族,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史书记载刘表“长八尺馀,姿貌甚伟”(见《三国志&#8226;刘表传》。但刘表可不单单是青春偶像派的人物,他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天下闻名,人称“八俊“之一,也有“八友”、“八交”之一的说法,类似于现在的十大杰出青年。这么多的头衔足以证明一点,刘表当时的名气不小。刘表勤勉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同乡兼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这段话是针对王畅过于检朴的生活作风而提出的疑问,并且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的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属,很受何进的赏识,后来被升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刘表的能力和才华。

当时的荆州的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见《三国志&#8226;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而刘表却是“单骑入宜城”。面对荆州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征求他们的建议。
当时蒯良、蒯越两兄弟都颇有才识名望,蒯良对局势提出的见解是“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认为“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见《三国志&#8226;刘表传》裴注)。而蒯越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又认为“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还建议刘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
应该说蒯良说得比较虚一些,而蒯越的建议则是极富实干精神的,刘表也用很高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先把两个人都夸了一番,然后采纳蒯越的谋略,“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平定了零陵、长沙等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
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见《三国志&#8226;刘表传》)。讲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个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象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象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后世研究者在评价刘表时往往指责他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说在荆州集中了很多能人名士而刘表却弃之不用。谬矣!史载,凡是从外地迁来荆州的士人,刘表都是“安慰赈瞻,皆得资金”,非常礼遇。对于一些能人名士,刘表也是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象对待司马徽,就曾多次派人请其出仕,甚至亲自出马相邀。见到司马徽以后,刘表不惜在田间与其交谈,全然没有摆出一副荆州牧的架子,其心可谓诚矣!若说刘表不用人才,那么倒要反问一句:思贤若渴的刘备在荆州呆了七年,不也没有挖走司马徽吗?!为什么只对刘表大加指责而对刘备却是不论一言呢?再者一说,如果刘表没有在荆州广纳人才,那他把荆州治理的如此有声有色,就凭当初单人独骑闯荆州的一个人?
在董卓死后,张济的部队流亡到荆州地界,在穰城与荆州士兵发生冲突,结果张济战死。当时荆州的官员纷纷表示庆贺,但刘表却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并且还“使人纳其众”。刘备的仁义和礼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众闻之喜,遂服从”。
其后刘表还让张济的侄子张绣继续统率关中人马,驻守宛城。说到张绣,就不得不也提一下黄祖,张绣和黄祖都是有些军事才干的人,这一点刘表很清楚,刘表对他们的任用也是比较成功的,张绣在宛城,黄祖在江夏,分别成为刘表抗衡曹操和江东孙氏的两个重要据点,确保了荆州腹地的安定,说刘表知人善用,是绝不为过的。

还有第二种指责,说刘表没有重用刘备,这个说法其实是太不了解刘备造成的。试问象刘备这样的人能用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刘备和吕布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背主之臣。我们可以数数看,刘备投靠过多少人,又有几次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也许刘表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意而为的,这个决定没有错!以刘备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于刘表治下的荆州,始终是垂涎三尺的,但直到刘表病死,刘备都没能捞着半点机会,我们不能不说,刘表真算得上是刘备的知己啊!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表也不例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刘表的确显得优柔寡断,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不过,这是连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君主都会出现的错误,不能单单成为指责刘表的理由,也无损于刘表一代能臣的地位。

综观刘表一生,其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人臣的范畴,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能臣。
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很多研究者对于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素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英雄赞誉有加,而对刘表这种毫无野心、只想守土安邦的能臣嗤之以鼻。难道为一己之私而致生灵涂炭才能称之为英雄而赞其胸有大志,那些只能保一方平安而无称霸野心之就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吗?[/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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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3:13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正说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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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陈宫,属于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与曹操的恩恩冤冤正是自己悲剧的集中体现。
早期的曹操自诸侯讨董以后,积极向青、兖地区发展。正巧兖州刺史刘岱在同黄巾军的战斗中身亡,兖州局势混乱。此时的陈宫四处游说,推荐曹操入主兖州。虽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只是简单的提到:“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但在裴松之的《三国志&#8226;武帝纪》注引《世语》中记载就比较清楚:“
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后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采用了《世语》的记载)。
从这段史料看,陈宫是有恩于曹操的:为曹操集团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同时也证明陈宫在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享有崇高的威望。陈宫对曹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这时的陈宫对曹操有相当的好感。从他的话里还可以体会出另外的两种意思:其一:陈宫对于“复兴汉室”这一当时的流行口号并不是很在意的,不属于那种大汉的忠臣孝子。在与曹操对话中所谓“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体现出陈宫对局势的发展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看法,对曹操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二:在与鲍信等兖州官吏的对话中,陈宫集中表现的是“必宁生民”,可见当时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对曹操也只是一种利用关系。之所以选择曹操出任兖州牧,看中的只是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的战功,换言之,只要曹操能够镇压黄巾,别的什么都可以从长计议。曹操的任命合法吗?显然是不合法的。《资治通鉴》中记载:“诏以京兆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操逆击之,尚奔袁术。”这位金尚才是朝廷委派的兖州刺史。对于曹操公然以武力驱逐朝廷委派的政府官员,陈宫及其所代表的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是什么态度呢?史料没有记载。从事后陈宫投靠曹操而且关系不错来看,估计陈宫不是默许就是默认。
曹操入主兖州之后,很快取得了对黄巾军战斗的胜利。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记载:“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半年左右的时间曹操便完成了“必宁生民”的第一步。接下来曹操马上又面临袁术、公孙瓒、陶谦集团的夹击。可谓战事频繁,应接不暇。在这一段时间里曹操管制兖州的政绩如何,史料记载不详,但从曹操在此期间招揽了荀彧、满宠、程昱、吕虔、毛介、典韦、乐进、于禁、李典等众多包括兖州人士在内的文臣武将等情况看,说明曹操当时还是比较得人心的。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是什么态度呢?意见是不一致的。拥戴说不上,在当时就有不同的声音。《三国志&#8226;高柔传》及《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都记载:“
(高柔)谓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将军虽据兗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於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
虽然这只是少数意见,但也代表了一种倾向:当曹操完成了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所期望的剿灭黄巾的任务以后,一部分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对曹操在兖州的存在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只不过此时的曹操忙于军事作战,无暇专注于兖州内政,估计内政还是仰仗原有官吏及曹操嫡系共同管理了,矛盾并不明显,冲突自然不会很大。陈宫此时身处何地?他已经是曹操的部将了。有何功绩不明,但从后来在白门楼上曹操的“卿平常自谓智计有余”(见《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典略》)的语气分析,这个“平常自谓”当指在陈宫跟随曹操期间,以此判断,陈宫在曹操手下以出谋划策见长,当属谋士之列,同曹操的工作关系比较密切(不过同样以曹操的语气分析,似乎陈宫的计策被曹操采用的不多,使得陈宫有些不满,当然这只是猜测,无史料依托)。至于私人关系,曹操和陈宫也是相当不错的。《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吕布的妻子曾经说过:“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尽管在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之中有点不同的声音,但对陈宫的影响应该不大。这个时期的陈宫对曹操还是比较忠心的,除了陈宫和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一样希望曹操能够“必宁生民”之外,或许还有点小私心:和曹操一同成霸王之业。而曹操对陈宫也是非常欣赏的。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开始东征陶谦的战争。(拙作“《煮酒侃三国》之论陶谦”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这里不在赘述)期间曹操为报陶谦杀父之仇,血洗徐州,手段非常残忍。“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见《三国志&#8226;陶谦传》);“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卷)。曹操的这种暴行自然会引起大多数士大夫阶层的谴责,曹操的名声遭受了很大的损害。此时的陈宫身在做何感想呢?史料未见,不过以陈宫“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的性格分析,对此应该是非常不满的,曹操、陈宫二人的裂痕也由此开始。
曹操因为军粮耗尽退回兖州后不久,又发生了名士边让被杀事件,更是造成了兖州士大夫的恐慌,局势急转而下。边让被杀的原因,《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均有记载:“讥议”曹操。边让在当时很有名气,深得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的敬重,虽然史书未载边让之死的原因,但从时间上推理,极有可能是边让对曹操血洗徐州不满,加上曹操阉党之后的这种出身一直为世人所诟病,言语之间处处讥讽,终于让曹操忍无可忍,《资治通鉴》中说“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的描述有两种意思:第一,边让的“讥议”并非当面对着曹操说的,因此当是在与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私下谈论中提及的,由于边让的名气大,他的“讥议”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对曹操在兖州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曹操不得不杀边让;第二,“并其妻子”可见曹操对边让恨之入骨,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边让“讥议”之恶毒、毒害之深远、影响之广泛,曹操此举是杀鸡敬猴。不过这次曹操的行为明显失算,没有料到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前面笔者提到:原本部分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对曹操在兖州的存在就心存顾虑,血洗徐州让他们对曹操产生了心理恐惧,杀边让更是引发了巨大恐慌,原来的少数派意见如今就变成了共识,再加上老领导张邈早就心怀不满,叛乱是一件迟早的事情。
陈宫此时的心态史料上的记载太过简略,不仅仅是“内亦自疑”那么简单的。曹操血洗徐州改变了陈宫对曹操“必宁生民”的看法;诛杀边让又让这个“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深受名士熏陶的陈宫深恶痛绝;想当初是陈宫的力荐才说服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接受曹操,现在曹操的卑劣行径不能不说也会令陈宫在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的名声、威望受损。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虽然陈宫也想跟着曹操有一番作为,但和曹操的政见和思路却截然相反,于是“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见《三国志&#8226;张邈传》)也是比较正常的。
张邈、陈宫等人起兵背叛曹操以后,形势对其非常有利。张邈在兖州任职时间长达十余年,有一定根基,“诸县皆应”。曹操在兖州的势力仅有鄄城和东郡的范县、东阿。这时的陈宫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三国志&#8226;张邈传》及《资治通鉴》均载:
(陈)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
对比陈宫在力荐曹操与推荐吕布时的用词,可以发现其中的明显区别:曹操在陈宫眼里当属“命世之才,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而吕布则是“壮士,善战无前”,明显说明陈宫并不看好吕布,对吕布的为人和能力是有一定了解的,眼光独到。之所以推荐吕布,完全是想借吕布之手赶走曹操,力求自保。“若权迎之”也说明这只是权宜之计,这也说明通过曹操一事之后,陈宫和兖州官吏及士族阶层对“外人”管理兖州的怀疑和恐惧。陈宫的提议能得到张邈的首肯,也证明在对兖州统治权的问题上,兖州官吏及士族阶层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赶走强敌、自行管理(即是由张邈担任兖州牧)。对于这一点,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就看的十分清楚。据《三国志&#8226;程昱传》及《资治通鉴》记载:程昱说过:“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可谓一针见血!由此推断,陈宫对待吕布只是利用,谈不上真心真意。
吕布、张邈联合初期,虽然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战绩并不理想。曹操曾经对此有一个评价:“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与吕布、张邈战略之高下,显然不是同一档次的对手。虽然吕布、张邈也有濮阳之胜,但这仅仅是战术上的一次成功,根本谈不上是战略上的胜利。很快曹操重整兵力发动反击,并在战场上接连获胜。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底,曹操完全收复兖州,将吕布赶到徐州。这段时间陈宫的表现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从战场的形势来看,即使陈宫曾经出谋划策,结果也是乏善可陈,一败涂地。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底,曹操围攻雍丘,张邈在前往淮南向袁术求援的途中被部下所杀,兖州官吏及士族阶层的政治领袖丧生,这对陈宫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失去了原本效忠的对象,从此不得不转而依靠吕布,这对原本就自命清高看不起吕布的陈宫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曹操在攻下雍丘后“夷邈三族”(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的行为,也说明了曹操对张邈这个曾经最信任的反叛者的痛恨。陈宫就算是无心帮助吕布,看到张邈家属的下场也就不再做他想,只能是跟随吕布这个本来自己就瞧不上眼的“壮士”去闯荡江湖了。
陈宫在吕布手下表现如何?鱼豢《典略》中说:“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是在什么时间,《典略》未载,笔者推断应在张邈被杀以后,这时候陈宫才真正成为吕布的手下,为吕布献计献策。要说吕布虽然只是一介武夫,但也并非毫无头脑,大概他也看出张邈、陈宫当初迎接自己出任兖州牧的真正目的,所以对陈宫等人不是特别信任。加上张邈已死、兖州丧失,陈宫等兖州人士在吕布心目中的作用和地位明显下降,所以尽管一开始陈宫在吕布面前还经常出出主意,吕布却是不以为然,懒得理会。陈宫在吕布手下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他起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基本是被吕布作为一般战将使用。从后来发生的袁术求亲、大战袁术等事件看,吕布更倾向于倚重以陈珪为代表的徐州士族阶层,有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征求这些人的意见。这也可以看出以陈宫为代表的兖州士族阶层和陈宫本人的地位、作用的变化。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为了拉拢吕布,建立一个同盟对付袁绍、曹操,袁术派韩胤向吕布求亲,迎娶吕布的女儿为媳。这对袁术和吕布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曹操对袁术和吕布结为同盟也是非常担心。吕布一开始答应了,但后来由于沛相陈珪的劝说又改变了主意,不但把已经走到半道的女儿追回来,还把袁术的使者韩胤押送到许昌曹操的手中,结果韩胤被曹操所杀。这件事情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袁术是怒不可遏,曹操却是笑的合不拢嘴,对吕布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时的陈宫在干什么,有何意见呢?史料未载。倒是在史料中记载了上一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据《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记载: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合外,同声大呼攻合,合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斫萌一臂。顺斫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众。

陈宫是同谋者吗?似乎不会。陈宫必须仰仗吕布的势力才能夺回兖州,把残余的兖州兵士带回老家,反叛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为什么曹性要诬陷陈宫呢?一来可能是曹性想邀功,胡乱指证;二来这可能与陈宫和吕布手下将领的关系有关。《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提到:吕布的妻子曾经对吕布说陈宫和高顺的关系就不和(想必不仅仅高顺而已),以陈宫“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的性格分析,陈宫更愿意和文人打交道,对只知好勇斗狠的武夫不会有太大的好感,加上又是“刚直烈壮”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得罪人也是很正常的。第三,如果陈宫在吕布身边很得宠,自然曹性就不敢乱说了,这也说明陈宫在吕布集团的地位不高。因此,就算后来无权参与联合袁术之事也在情理之中。
吕布没有深究此事,倒显示出他还是有一点头脑的,毕竟陈宫是兖州残余势力的代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草率处理了陈宫对吕布也没有什么好处。不过,由此可见,陈宫在投靠吕布这几年里过的的确非常郁闷,对吕布应该也是非常不满,不过反叛的可能性却不大。顺带扯一句题外话,要说起来,比较能体会陈宫此刻心态的要数罗贯中,他在《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写到:“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乃终日闷闷不乐。”虽说是小说家言,倒是满符合历史上的陈宫这段时间的心情的。
随着吕布在战场上的失利,徐州的大部分官吏和士族阶层纷纷倒向曹操阵营,估计这时候的吕布又想起了身边还有陈宫这么一位谋臣,于是陈宫又开始浮出水面,见之于史籍。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月,曹操兵指彭城,吕布打算固守。陈宫献策说:“宜逆击之,以逸击劳,无不克也。”这时候陈宫和吕布的关系随着徐州官吏和士族的反叛估计有所改善,但是吕布对陈宫还是有点不放心。吕布说:“不如待其来攻,蹙着泗水中。”(以上见《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资治通鉴》亦载)整个一不思进取、坐以待毙,结果是兵败彭城,彭城相侯谐还做了曹操的俘虏,吕布、陈宫仓皇逃往下邳。
之后,曹操兵围下邳。《资治通鉴》记载:
操遣布书,为陈祸福;布惧,欲降。陈宫曰:“曹操远来,热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操军食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宫与高顺守城,自将骑断操粮道。布妻谓布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复为将军妻哉!”布乃止;潜遣其官属许汜、王楷求救于袁术。

可以想象此时陈宫的愤怒:听信妻妾之言而不纳良策,无疑是对陈宫的一种侮辱。陈宫的心情在《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及太祖军攻之急,布于白门楼上谓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自首当)〔当自首〕明公。”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

可见,陈宫对吕布的不满与愤怒至此已经达到了极限,当众指责吕布,同时,陈宫又把对吕布的不满与愤怒全部转移到曹操的身上,这也为他日后的一心赴死埋下了伏笔。陈宫称曹操“逆贼”,显示出他对曹操极度的痛恨。此时的曹操已是朝廷任命的司空、代理车骑将军,属于王者之师,何“逆”之有?想当初陈宫等人私授曹操兖州牧,还自言所谓“霸王之业”,自己也算不上大汉的忠臣孝子,何“忠”之有?显然这时的陈宫有点口不择言了,《三国志&#8226;吕布传》中的“陈宫等自以负罪深”恐怕才是陈宫的真正原因吧!
说到陈宫对曹操的了解,也是非常的不全面的。私授曹操兖州牧之时,陈宫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仅仅是看到了曹操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曹操屠徐州、杀边让又让陈宫发现了另一方面---凶残;张邈被夷三族,使得陈宫的这一印象得到进一步的加深。但陈宫没有注意到曹操性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宽容。当年和张邈、陈宫一起先后叛乱的魏种、毕谌等人就得到了曹操的宽容,并没有被杀,而且都活得好好的。正是因为陈宫对曹操的不了解,才导致了陈宫最后的悲剧。
白门楼兵败被俘后,陈宫和曹操的一问一答寓意颇多。曹操再三暗示要陈宫投降,而陈宫却是一心求死。一方面表现出曹操的胸怀(笔者以为曹操的变相劝降是真心实意的),这一点通过曹操对很多类似事情的处理都可以体现;另一方面陈宫的求死原因大概有两个:
其一:可能陈宫认为曹操是在惺惺作态。这一点可以从《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中陈宫在白门楼上说的“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里得到印证。陈宫认为自己已经看穿了曹操的虚伪面目,即使自己摇尾乞怜,也难逃被杀的命运。不过,从前面的分析看,陈宫显然没有完全了解曹操的性格。
其二:讲究名士气节,不愿摇尾乞怜,屈膝投降。更不想因此而为后人耻笑。
鱼豢《典略》中陈宫说:“请出就戮,以明军法。”正是这两种理由的综合体现。
至于说到陈宫所说的:“宫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和“宫闻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网友“阿猪哥之偷偷想你”认为“说明儒生出身的陈宫是个道德感比较强的人,恐怕反曹还是因为道德上天然的排斥感吧”,笔者认为不尽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中当吕布称曹操为“明公”时陈宫的愤怒和如今自己也称曹操为“明公”就可以发现这一细微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说“陈宫是个道德感比较强的人”,似乎不能完全表现出陈宫此刻的心情。笔者认为:陈宫通过这种方式巧妙的保全了自己的家人,体现的不仅仅是名士的气节,同时也不无托付之意,对曹操还是有一定期望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宫所谓的“忠义”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原本陈宫只是想利用吕布满足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的利益,同吕布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只不过到了后来张邈被杀、三族被诛,陈宫走投无路,只能依附吕布,虽然不太可能参与反叛,但对吕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对吕布的认识来看,显然陈宫认为吕布不及曹操,只不过因为对曹操的认识不足和为气节而一心求死;在吕布手下干了三年,一事无成,反遭诬陷,又不能处理好与吕布手下将领的关系,杀身成仁也许是陈宫早就想好的唯一选择吧。[/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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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4:52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细说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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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出场的机会很少,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在史书《三国志》中虽然对他有所介绍,但是寥寥百余字,语焉不详。不过陈登却是最让刘备难以忘怀的人之一。后来在一次与刘表、许汜一起谈到陈登的时候,刘备毫不掩饰的称赞陈登: “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对于陈登,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曹操是“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陈寿在《三国志&#8226;吕布臧洪传》中对陈登的评价是:“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显然对陈登也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由以上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登此人的确有点不简单。
一. 传奇的陈登
陈登(公元163年-201年),字元龙,东汉下邳淮浦(今江苏省涟水县)人。《三国志&#8226;吕布臧洪传》注引《先贤行状》中说陈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陈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沛相陈珪之子,陈珪叔父是后汉名臣陈球。陈球曾经做过司空、光禄大夫、太常、太尉等要职。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陈球联络朝中部分大臣诛杀宦官不成,最后被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球等人的行为倍受推崇,属于清流名士之列,在这种家庭出身的陈登自然自幼深受熏陶,对当时的纷乱局势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对陈登后来的人生之路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说起陈登为官后的政绩和名望,无论是正史、野史都是众口一词,非常赞赏。陈登二十五岁“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繥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见《先贤行状》,下文未注明出处皆同),在担任广陵太守期间政绩斐然、名望极高,后来曹操提拔他当东城太守时,广陵吏民还出现了一场“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的感人场面。陈寿在《三国志&#8226;吕布臧洪传》中也评价陈登“在广陵有威名”。由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陈登在内政方面的确是个高手,足以称之为一代良吏。
陈登不但在内政方面卓有成就,在军事上也是一把好手,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曹操兵围下邳、袭击吕布之时,陈登担任曹军的先锋,立有战功;就任广陵太守期间更是和江东战神孙策展开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面对十倍于己的虎狼之师,陈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并且在曹操援军赶来之前取得了胜利。
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纵横之术。从史料分析,陈登在这方面也堪称一流。
陶谦死后,陈登亲自说服刘备担任徐州牧:““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当时的刘备表面上还显得比较犹豫。陈登曰:“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见《三国志&#8226;先主传》);不仅如此,陈登还致信袁绍,以求得到支持,陈登向袁绍表示:“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这一切都让刘备对陈登心存感激之情,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刘备对陈登的怀念。
吕布占据徐州时,陈登奉命晋见曹操,他向曹操陈述了自己对吕布的不屑: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见《三国志&#8226;吕布传》。这个评价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赏(后来陈寿的观点也基本上和陈登相同,成为后世对吕布的定棺之评价)。其结果是“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父子二人名利双收。而原本想利用陈登出使谋求徐州牧一职的吕布一无所获,等于是放了一个奸细在自己的身边。
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另外一项长处:人物品藻。后汉时期,人物品藻的风气非常盛行。而陈登也是个中好手。《三国志&#8226;陈矫传》中记录了陈登对人物品藻的一段话: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陈登不仅有自知之明,亦有鉴人之能,他的品藻亦是非常了得。
从以上政绩名望、军功、纵横之术、人物品藻等四个方面都能够看出:陈登的一生很有特色,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三国志&#8226;陈矫传》中说他“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这一个小小的弱点之外,陈登都算得上一位“完人”了,难怪陈寿会说他“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惜哉!”了。
二.阴险的陈登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陈登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但这只能证明作为个体的陈登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陈登,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世族和豪强地主势力的一举一动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加清楚的了解陈登。
汉末的时局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徐州的豪强地主和世族势力(以下简称徐州势力)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初期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希望在本地区发生动荡和混乱而对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情愿接受外来势力的介入,而成为诸侯混战的战场;第三,他们对外人的管理又都心存疑虑,所以,朝廷委派的扬州人陶谦进入徐州这时候,徐州势力采用的一种表面支持、实则静观其行的做法。因此,才会出现诸如很多名士并不买帐的情况。但随着陶谦在徐州的卓有成效的管制,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因此,陶歉也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陶谦才得以顺利的顺利的在徐州开始了数年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当陶谦杀死曹操父亲一家引起曹操血腥屠城之时,徐州势力团结一心,抵抗曹操的疯狂进攻。从这个角度分析,徐州势力自身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本土政治领袖,所以不得不依靠“外人“陶谦了。这种情况在徐州维持了教长的一段时间,直到陶谦去世。此时的陈登虽然已经在徐州崭露头角,但毕竟还很年轻,不足以成为徐州势力的领头人,但是,由于陈登是在陶谦的提拔下迈入政坛,很可能和陶谦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工作、私人关系,加上陈登家族在徐州的巨大影响力,陶谦和徐州势力都把陈登看着是双方进行沟通、协调的中间人。这时候的陈登也逐渐成为一个发言人的角色。
陈登的这个发言人的作用在陶谦死后得到了充分发挥。刘备之所以能够当上徐州牧,未必是陈登对刘备有多欣赏,而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让徐州势力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在徐州面临曹操疯狂进攻的形势下,这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刘备就问过陈登为什么不选择近在咫尺的“四世三公”之后---袁术,陈登一语道破了袁术“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曹操的两次进攻让徐州势力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自身又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所以只好采用一个老办法:借力用力,继续用“外人“刘备来协助安定徐州的局势。这种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徐州势力是怎么表现出这种想法呢?就是陈登写给袁绍的信。按照常理,州郡推举长官,应该是向朝廷上表,可徐州势力的做法却是告之袁绍,这个做法令人感到很蹊跷。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是曹操的盟友,而刘备与袁绍的关系也比较特别。虽然不见记载,但是从袁绍的回信中“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的口气中可以得知:袁绍对刘备的评价如此之高,极有可能二人原本就是旧交,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关系已经是广为人知。徐州势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关系,借推刘备为徐州牧而希望利用袁绍来劝阻曹操,换取徐州的和平。(这里附带说一句:既然徐州势力如此的看中袁绍,那为什么不干脆请袁绍来管制徐州呢?笔者认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袁绍的势力当时很强大,徐州势力是怕到时候真的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而徐州势力自己对刘备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陈群就曾经当着刘备的面说过:
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见《三国志&#8226;陈群传》)。
这种疑虑,估计徐州势力一早就想到了。他们对刘备的利用只是暂时的,对其军事指挥、地方管制的能力非常的怀疑。所以,当天下第一的武将吕布出现在徐州时,徐州势力立刻产生了另外一种选择:是让以“宽毅仁厚”的刘备继续统治徐州,还是让武力天下第一的吕布来抵御外敌呢?显然徐州势力选择了后者。《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

从这一段史料分析:吕布夺取徐州是得到了徐州势力的支持的。想吕布被曹操在兖州打的丢盔卸甲、落荒逃至徐州的,兵力有限;刘备对他又是“外然之而内不说”,有所防备。如果没有徐州势力做内应,吕布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徐州而又使刘备后来毫无反扑的机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把刘备逼成“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见《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这副惨样,估计和徐州势力的立场有关---支持吕布、反对刘备。而此时的陈登从史料上看,也并没有对被自己评价为“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玄德进行任何的支持和帮助,而是跟随父亲陈珪一起在吕布手下又当上官了,足见当时陈登当初推荐刘备之言的言不由衷,实乃形势所逼。
吕布占据徐州之后,曹操因为忙于迎接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要对付袁术,一时无暇东顾,徐州得以出现短暂的和平景象。此时的徐州势力又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打起了小算盘。吕布为人反复无常、有勇无谋,迟早会被曹操消灭。这一点陈登和徐州势力看的都很清楚,为了避免再次成为炮灰,以陈登的父亲陈珪为代表的徐州势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刚刚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身上。虽然当年徐州势力和曹操有着血海深仇,但毕竟自身的利益大于一切。所以当吕布准备和袁术通过联姻结盟时,陈登的父亲陈珪出面进行劝阻,为曹操解决了一直担心的问题。这一点在《三国志&#8226;吕布传》中介绍的很明确:
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
显然徐州势力是早有预谋投靠曹操,所谓的“将为国难”理解为“将为州难”更为准确。此时的袁术已经是江河日下,蹦达不了几天了,而此时的曹操的势力却是蒸蒸日上,这一点徐州势力看的非常清楚。
接下来陈登又利用晋见曹操的机会,向曹操示好,又同吕布站到了对立面。因此也就出现了后来徐州势力作为内应、甘为先锋攻打吕布的事件了。这时候的陈登因为反复有功,才被曹操任命为广陵太守,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代表人物。
基于同样的考虑,后来刘备重回徐州、与曹操为敌之时,徐州势力明显的倒向曹操一边。刘备与曹操一役,一败涂地,《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魏书》记载:
是时,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初谓公与大敌连,不得东,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
此次徐州之战,刘备不但是望风而逃,还把自己的妻儿老小、爱将关羽都丢了。原因何在呢?当年首次徐州之战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势何在?其实理由很简单:徐州势力眼见曹操的势力明显高于刘备,所以干脆也就袖手旁观,甚至暗中协助曹操,刘备自然也只有仓皇逃串了。此时的陈登在做什么?在做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凭陈登的威望和其家族在徐州的影响力,如果有心帮助刘备,那刘备绝对不至于败的那么快、输的那么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登及徐州势力的想法和做法。
可怜刘备一直就没有弄清楚当初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势力为什么推举自己当上了徐州牧,如果他要是知道陈登的真实用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对陈登倍加赞赏了。
说到曹操对于陈登和徐州势力的看法比刘备来得清醒的多。曹操是如何对待陈登和徐州势力的呢?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曹操对陈登没有重用上,其实这只是曹操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三国志&#8226;陈矫传》中的一段对话才是最能说明曹操和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相互关系的。
郡为孙权所围於匡奇,登令矫求救於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籓,则吴人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县,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㈠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这个“使为外籓”很能说明问题:曹操十分清楚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真实意图:害怕外人的管制影响自身的利益。所以曹操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联邦的方式对徐州进行管辖,也不派重兵在前线进行部署,就让陈登及徐州势力在与孙策的对抗中相互消耗,进一步削弱徐州势力的实力,就等着徐州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来求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就名正言顺的加强对徐州的控制。在对徐州势力的利用和控制上,奸雄明显高出枭雄一筹。这也反映出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不被曹操重用的真正原因:地方意识太强烈,为了维护徐州势力自身利益,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阴险毒辣,幸亏曹操没有被陈登所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自己事业的发展又是属于上升期,对徐州势力采用了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要不然的话,一旦自己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没准曹操也会成为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刘备或者吕布。
三. 对陈登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评价:作为个体的陈登的确是一位奇才、一代良吏,作为一个有着“扶世济民之志“的青年才俊,陈登一方面有着功成名就的个人追求,另一方面也有着造福于一方百姓的政治愿望。他所做的一切基本的诉求是为要维护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维护一方的安定,这也正是陈登政治立场看上去似乎并不稳定的原因所在。而这个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折射出陈登及徐州势力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本能的抵触。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自然也就不会全心全意的为包括曹操在内的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合作,所以也就注定了陈登本人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陈登及徐州势力会选择在最有利的时候和任何外来势力决裂。因此,如果不是因为陈登离奇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为了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或者是诸侯力量强弱的改变而同曹操反目为仇。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登死的还真是时候。要不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陈登的真面目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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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6:15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生子莫似袁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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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群星荟萃,各种风流人物粉墨登场,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卷。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有一个人的沉浮兴亡颇为耐人寻味,给后世者诸多警示,这个人就是早期不可一世的群雄之一袁术。
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袁术出身豪门,家世显赫。可以说,古往今来,象袁家这样的望族简直是凤毛麟角。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人称“一门七进士,两朝三探花”,清代海宁查家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清末常熟翁氏号称“状元门第,帝师世家”,不难想见,象这样的家世,说起来是何等的气派和荣耀,但跟袁家比起来,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提到老袁家,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四世三公”,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袁术的高祖父袁安是东汉的司徒,袁安的第二个儿子袁敞做过司空,袁安的大儿子袁京虽然只做到蜀郡太守,但袁京的儿子,也就是袁安的孙子袁汤却官至太尉,并且袁汤的第三子袁逢、第四子袁隗也都位至三公,所以人们说袁家是“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意思就是自袁安这一辈下来,连续四代人都位至三公,这就是四世三公之说的由来了。
或许也正是因为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袁术和袁绍两弟兄才会暗生不臣之心。群雄割据时期,他们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成为各路诸侯之中实力之最强者。以他们二人的实力及家族的名望,照道理莫说是复兴汉室,就算是兄弟连手、另起炉灶,统一华夏也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最后却都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袁术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发迹得很早。仗着家族的背景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袁术年轻时便举孝廉为郎,史书上说他“历职内外”,在很多职位上有过历练,后来又担任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务。董卓专权时期,为了拉拢袁术,还特意任命他为后将军。袁术的头脑这时倒是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的狼子野心,便和兄弟袁绍一样,借机逃出洛阳并迅速组织各大割据势力联合讨董。这时的袁术应该说是很有号召力的,他最为成功的一招就是将当时的长沙太守孙坚拉到了自己身边。
孙坚人称“江东猛虎”,忠勇善战,其军事才能在讨董诸侯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连董卓也要惧他三分。孙坚自长沙起兵之后,一路北上,还没跟董卓交战,就先后杀了荆州刺史王叡和南阳太守张咨,不但帮助袁术稳稳当当地占据了荆州最靠北的南阳郡,而且几乎将身后整个荆州都划入势力范围。根据《后汉书》记载,南阳有三十七城,五十万户,总计超过二百四十万的人口,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十分发达,是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旁边的汝南也有三十七城,拥有四十万户,二百一十万人口,是规模仅次于南阳的第二大郡。袁术自己占据着南阳,而汝南恰恰又是袁氏一族的乡里所在,毫无疑义地成为袁术强有力后盾。
就在孙坚北上后不久,新任荆州刺史刘表上表天子,让袁术名正言顺地以后将军的身份领南阳太守,而袁术也趁机上表,让孙坚做豫州刺史。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家世显赫的袁术逢此乱世,可谓得天时;喜获孙坚为前驱,可谓有人和;兼跨荆、豫二州,可谓得地利,此时的袁术,已经大有天下谁与争锋之势了。正因如此,在其它诸侯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孙坚却能在袁术的支持之下,逼走董卓,一路杀进洛阳。
但这还不是袁术最为辉煌的时刻。因为很快,袁术势力集团与袁绍势力集团间的较量就开始了。袁绍对董卓是恨之入骨的,也不准备承认由董卓册立的汉献帝,于是准备另外立一个皇帝,但袁术随着自己地盘的扩大,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出来,开始做起了皇帝梦,于是找了个借口拒绝与袁绍合作,哥俩的关系原本就一般,这样一来,渐渐就有些势如水火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袁术表孙坚做了豫州刺史,但袁绍对这个任命却不承认,而且还另外任命了一个叫周喁的人来做豫州刺史。一山不容二虎,冲突是避免不了的,论打仗,周喁当然不是孙坚的对手,屡战屡败,打得灰头土脸地跑了。不过袁术的的味口并不仅仅就是眼前的这块地盘,就在孙坚跟周喁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充到了扬州一带,周喁的哥哥——九江太守周昴,就被袁术敲打了一通,那位周喁打不过孙坚,于是便跑过来帮哥哥跟袁术打仗,结果又是大败而回。袁氏兄弟间的这一番较量,袁术大获全胜。
但袁绍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针对袁术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使得袁术成为众矢之的,加上袁术自身的种种缺陷,一些潜在的危机开始出现。袁术先后占领了扬州,豫州、司隶和荆州一部,俨然成为南方霸主。这时的他开始沾沾自喜,不但忘了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还摆出了一副群雄领袖的臭架子,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出各种事端,弄了个损人不利己,不但和堂兄袁绍反目成仇,又同近邻刘表翻了脸,笔者认为,树敌过多过快,是袁术的一大败笔。
袁术在占据南阳后,身上那种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眼高手低的劣根也渐渐显露,原本富庶的南阳郡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管辖。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这样一来,袁术的那些“看上去挺美”的军事扩张就大有穷兵黩武的味道了。史书上说他“舍近交远”,认为他政治眼光和手段过于拙劣,对于这个评价,笔者以为有些值得商榷之处,或许袁术以为自己回到了战国时期,想来个“远交近攻”,这样的想法其实倒也无可厚非。只可惜他内德不修,那外受其辱也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了。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这是对袁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之前表荐袁术领南阳郡的那位刘表,他对于荆州的混乱状况是不满的,于是在蒯良、蒯越兄弟还有蔡瑁等人的支持之下,对荆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是“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居然在袁术的后方建了个根据地出来。这当然是袁术所不能容忍的,而袁术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打仗。
如果袁术真的打败了刘表,那真将是件悲哀的事,不过还好,就算是常胜将军,也会有吃败仗的时候——即使是孙武再世的孙坚也不能例外。这年冬天,孙坚率军队包围了襄阳,战局对刘表极为不利,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孙坚却在岘山一战中死于乱箭之下,刘表趁机奋起反击,幸运地赢得了生死之战。
孙坚死后,袁术失掉了最有力的武器,没有了武力的掩饰,他的弱点更是暴露无遗。结果在刘表、曹操和袁绍三面夹击之下,袁术一路败北,被迫跑到了扬州一带,意图东山再起。就是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让袁术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一件是因为吕布杀死董卓而导致长安陷入混乱,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把吕布赶出武关,这时袁术还没有败走到扬州,但他拒绝接纳逃亡出来的吕布,这让李傕、郭汜等人看到了与袁术结盟的希望。而事实上,袁术对于关中势力和汉献帝的态度,跟袁绍是有明显不同的,于是李傕以朝庭的名义派了太傅马日磾前去册封袁术,拜袁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另一件事就是孙坚的长子孙策的出现,孙策的军事才干甚至比孙坚更不可思议,让袁术眼前一亮,甚至还说出“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的话来。
可惜袁术为人言而无信,重利寡义,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套,令不少曾经投靠他的人失去信心而离去,孙策自然也不例外。袁术曾经许诺孙策,让他出任九江太守,但不久又变卦转而任命丹阳人陈纪为九江太守。袁术派孙策进攻庐江,又对孙策说:"以前用错了陈纪,现在如果打败了陆康,庐江太守一职就非你莫属了。"结果当孙策占领庐江以后,袁术却又派自己的心腹刘勋为庐江太守。逼得孙策终于借故离去,之后转战江东,奠定了东吴政权。
袁术虽然把扬州治理得一团糟,但他的皇帝梦却反而愈做愈烈。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获得手下的支持,袁术利用195年汉献帝被李、郭劫持之机,召集手下,恬不知耻地提出称帝的梦想,完全暴露出他乱臣贼子的嘴脸。据《三国志&#8226;袁术传》记载,袁术当时对手下说“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袁术的荒诞提议不但是无人响应,反倒是招来主簿阎象的公开反对:“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阎象拿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都没称帝这事来做比,然后说袁术的实力还没达到周那么强盛,而汉室也没有殷纣王那么暴虐无德,其实这话说得还是非常客气的,因为些时的袁术手里不过区区几个郡,实力不要说跟周相比,连袁绍、曹操都比不过,居然想着要当皇帝,这种话说出来不是要笑掉大牙嘛。
袁术一看在内部得不到支持,转而写信给孙策,想得到他的支持,而此时已是威镇江东的孙策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对袁术的野心进行了严厉驳斥。袁术不但因此而清醒,反而还因此气的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能当上皇帝,袁术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当公元196年9月,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以后,袁术再也忍不住了,他决定孤注一掷,死也要实现自己的皇帝梦。
197年二月,袁术不顾手下的反对,在寿春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袁术改九江为淮南,任用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做的是象模象样,可惜袁术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势。此时的袁术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自己的地盘仅仅只有两个郡,本钱少的可怜,加上袁术的荒淫奢侈,,把富裕的淮南地区糟蹋得残败不堪。197年正值大旱土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连袁术手下的士兵都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而袁术却仍然花天酒地,在后宫养了数百嫔妃,个个都绫罗绸缎,衣着华丽,整天山珍海味,享受不尽。结果自然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不用别人来打,自己都混不下去了,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皇帝。
袁术称帝,立刻又得罪了其他的割据势力,遭到曹操、吕布、刘备的围攻,战场上损兵折将,仅有的地盘不断被蚕食。公元199年,袁术放火烧宫,带上一大帮随从想去投靠部下陈简、雷薄。陈、雷二人一早就知道这位皇上的德行,惟恐惹祸上身,加以拒绝。这一下袁术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原本已是反目成仇的兄弟袁绍收留。多亏袁绍心里还有他这么一个弟弟,派长子袁谭前往青州迎接。不料在赶往青州途中,袁术遭到曹操、刘备的截击。无奈之下,袁术只好掉头逃往寿春。在距离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他终于是一病不起,一命呜呼。至死袁术都没弄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袁术此人,既无治国安帮之策,又无称霸天下之才,只是仰仗自己“四世三公”之后便怀问鼎天下之志,实在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
曹操曾经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当我们看到袁术的下场,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子莫似袁公路”![/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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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7:08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掩卷而叹说王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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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叹,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王允(公元137年——公元192年),字子师,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个性非常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安。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官宦给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勾结官宦,恶人先告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来,准备把他杀掉。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知道了,于是“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可谓是战功卓著了。但这时偏偏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为自己又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求,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公元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它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的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事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的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的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与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的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的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坚书的他,似乎忘掉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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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8:12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论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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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8226;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8226;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8226;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8226;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8226;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8226;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8226;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8226;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8226;刘焉传》和《后汉书&#8226;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 “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8226;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8226;刘焉传》和《后汉书&#8226;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8226;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它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8226;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8226;刘焉传》和《后汉书&#8226;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8226;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应该假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刘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巩固,东汉政权境内诸侯割据愈演愈烈、东汉已经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无力理会刘焉的所作所为。刘焉此时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虽然他没有向袁术那样公开称帝,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东汉政权的不屑一顾,以行称帝之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国志&#8226;二主妃子传》记载的“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因为听了相面的说吴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刘备的穆皇后)有大贵之相而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之过门。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陈寿职责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罪证之一。严格的说,陈寿的评价虽不算太离谱,但有点牵强。这个评价有点不可全信,只能说是有可能。吴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刘焉入川,也可能是吴壹在巩固刘焉地位的诸多斗争中立场坚定而受到刘焉的赏识,加上吴壹的妹妹也的确长的是国色天香(要不然刘备怎么会后来娶这么个寡妇做皇后呢?),所以刘焉才让自己的儿子娶其过门。陈寿的这个评价有株连之嫌。
第三件事情就比较离奇。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想当土皇帝、阴谋自立的刘焉,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居然同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一起暗中和屯兵于郿的凉州集团的马腾联合起来,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这一招相当的冒险,因为如果不成功,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肯定会丢掉性命。结果刘范、刘诞也确实因为马腾的兵败而丧命(见《三国志&#8226;刘焉传》)。前面两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好解释,而这第三件事却好象和后世对他的评价有点不相符。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属于勤王的义举,难道陈寿对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评价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史料上来寻找答案。
据《三国志&#8226;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记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从这段记载看,刘焉和马腾、韩遂一直就有联系,关系应当不错,因此刘焉和马腾联合进攻长安是有可能的;《后汉书&#8226;刘焉传》中也记载:“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把时间也交代清楚了;那马腾当时去进攻长安是什么身份呢?据《三国志&#8226;马超传》记载:“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於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从这一段记载看,马腾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征西将军,但此时还要锺繇“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说明马腾与韩遂之间出了点问题。到底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据《三国志&#8226;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马腾被韩遂打的连妻子都被杀了,可见力量削弱的严重程度。把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腾有心勤王,但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向刘焉求助。而刘焉派出的仅仅是“叟兵”,根本就没打算真心帮忙。那还是派兵又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李傕、郭汜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笔者认为可能性有这么几个:
首先,刘焉是希望马腾与李傕、郭汜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一方面进一步削弱马腾的力量,以免其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发展,同时又担心马腾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达不到让其两败俱伤的目的,就派出几千人马来助威,让李傕、郭汜有所顾及,也好让马腾全力以赴,而自己的损失又不会太大;
其次,刘焉是想让李傕、郭汜觉得汉献帝始终是个累赘,与其让汉献帝留在身边听任天下诸侯勤王而不断削弱自己,还不如一刀将其结果以初后患;
第三,万一马腾要是打赢了,自己也可以捞个勤王有功的美誉,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阴图异计”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举数得,其用心非常的阴险。
显然,刘焉没有顾及到儿子的生命。可惜,最后的结果令刘焉非常的失望,马腾战败,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这时益州也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无情的“天火”把刘焉精心制作的车具全部烧毁,同时大火殃及全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刘焉不得已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刘焉觉得非常的不吉利,也许在这个时候,刘焉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感到自己的失策, “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终于是一命呜呼。
(四)
陈寿对刘焉的评价是:“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刘焉一生,为达到自己割据一方,图谋称帝的野心,可谓绞尽脑汁。称的上是一个野心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在内外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留给后人一种志大才疏的印象,总的来看,刘焉是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对外,没有很好的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志向,因此也就很难利用汉末群雄割据、政局混乱的有利局面,为自己、为儿子刘璋寻找到其它集团的支持,以至于自己死后刘璋的孤立无援;对内,没有为儿子刘璋创造一个较好的统治环境,造成益州内部的混乱,大伤益州元气,这也是后来刘璋不得已才请刘备入川的原因之一。究其原由,还是因为当年刘焉在打击贾龙势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控制赵韪势力的扩张,也没有处理好赵韪势力与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导致后来赵韪势力的叛乱,削弱了刘璋统治益州的主要力量;没有处理好张鲁与儿子刘璋的关系,使得双方在自己死后最终反目成仇,导致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送给了刘备。刘璋的失败尽管有自身的原因,但根源却和刘焉的失误有莫大的关联,刘璋的最终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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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49:18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小人物”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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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年群雄逐鹿,形势非常混乱。这其中既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氏兄弟等天下豪杰,又有董卓、袁术这样的乱臣贼子,同时还有一些为人忽略和遗忘的“小人物”。本文所介绍的张杨就是其中之一。陈寿在《三国志·张杨传》中有了几百字来记述这位“小人物”的一生,最后给他的评语是:“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显然对张杨不屑一顾。但是通过对张杨一生的了解,却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小人物”的心态,更可以从他的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东汉末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诸如张杨之类地方实力派们的处境。
(一)
张杨(?---198年),字稚叔,云中(今山西省原平西南)人。早年因为骁勇闻名并州,成为当时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任职从事一职。(《三国志·张杨传》中说是武猛从事,据卢弼《三国志集解》中考证:这个职务就向《三国志·张燕传》中的将兵从事一样属于汉末的临时所置)。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张杨在并州期间的表现的记载,不过可以从吕布、张辽这时期的职务看出张杨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张辽的职务和张杨一样同是从事,勇冠三军的吕布比他们还要低一级,仅仅是个主薄。估计张杨在军事方面还是一点水平的,属于并州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为了加强京城洛阳的军事力量,应付日益混乱的局势,组建了一支以宦官蹇硕为首的西园军,当时的袁绍和曹操分别在军中担任中军校尉和典军校尉。丁原派张杨带兵在西园军中担任代理司马,其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显示对朝廷的忠诚,充实军队的力量;二来利用张杨了解朝廷的动向,加强自己和朝中各大势力的联系。从这一点来看,张杨在丁原的心目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蹇硕被杀后,大将军何进取得了对西园军的控制权。为进一步补充力量,何进派张杨回并州招兵。张杨招募了一千多人后,就奉命驻守上党,协助当地的官兵进攻在此活动的“白波军”。也正因为如此,张杨错过了后来在洛阳发生的何进遇刺、袁绍诛宦、董卓乱政等一系列汉末重大政治事件。也许就是这个阴差阳错,为张杨的悲剧埋下了一个伏笔:老首长丁原被杀了,好朋友吕布投靠董卓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呢?这时候的张杨成为了一个“政治孤儿”。这时候的他在干些什么呢?陈寿的交代也是含含糊糊的。《三国志·张杨传》中的记载是:“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壶关,不下,略诸县,众至数千人。”究竟是张杨沦为盗匪去进攻官军还是政见不合而去平叛?从《三国志·张杨传》中难以分辨。以当初张杨是奉命在上党剿匪的记载分析,估计沦为盗匪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和上党太守政见不合。不过,从张杨“略诸县”的行经的看出:张杨其实也干上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做土匪也没有什么分别了。而且张杨还不仅仅是在上党做了一回土匪,在河内也是如此。《三国志·常林传》中记载过“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张杨的并州同乡吕布后来也是“将士钞掠”(见《三国志·吕布传》),说明并州部队的纪律是很差的。虽然不能因此断定张杨变成了“贼”,但是也证明张杨这时候的日子过的的确不怎么样,已经是在到处流窜了。
张杨在与上党太守的交战中没有讨得什么便宜,于是张杨又到河内投靠了袁绍,加入了关东联军,总算是名正言顺地归队了。官兵---土匪---官兵,张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自身角色的三次转变。
不过张杨归队后的日子没有好过对久。袁绍分配给他的任务实在是不怎么样。没过多久,张杨又由一名官兵变成了人质,而且是匈奴的人质。
袁绍讨董之时,除了联合各大割据势力以外,还借用了匈奴的力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初,于扶罗和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屯兵漳水。后来,于扶罗又叛离袁绍,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部将麴义击败,于扶罗打败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从时间上计算,张杨沦为人质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这段经历对张杨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理由如下:
第一,于扶罗并没有加害于他,说明他与于扶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说明他对匈奴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第二,沦为人质而不投降,无形之中也成为一个英雄,对提升个人形象有好处。
张杨的这一段经历似乎给他又带来了一个变化:当他回归后,接受了董卓的委任,当上了建义将军、河内太守。从河内的地理位置判断,张杨也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加上原并州集团的大部分人员都随吕布投靠了董卓,此时董卓提拔张杨,虽有些拉拢的意思,但是估计和张杨的旧交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二)
张杨接受董卓的委任担任河内太守,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同时他的转变也随着时局的变幻而不断变化。这种政治立场的不断改变而伴随了张杨的一生。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自领兖州牧后,为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效忠,派遣使者到长安上书。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兗州牧,始遣使上书。”但是当曹操的使者王必途经河内时却被张杨扣留。最终王必能够得以平安过境,全赖张杨的手下董昭的斡旋。董昭对张杨说:
“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见《三国志·董昭传》,下同)
张杨的举动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过最终张杨还是接受了董昭的建议,不但给王必放行,还上表推荐曹操。同时,“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这可以看出张杨对于时局的看法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这回,张杨又出人意料的和曹操拉上了关系。
献帝在河东之时,张杨在安邑护驾有功,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这时候的张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迎取献帝返回故都洛阳。不过这个设想在部下的阻挠下最终未能实现。这回张杨又成为后汉王朝的忠臣孝子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被杨奉、董承、韩暹劫持返回故都洛阳。途中出现粮食供应不济的情况,张杨主动带着粮食在路上迎接,并和献帝一起来到洛阳,而且还派人重新修缮了部分残败不堪的洛阳宫殿。正当人们以为张杨就此可以在朝中担任要职的时候,张杨却表示:
“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见《三国志·张杨传》)。
张杨放弃在朝中为官的机会,要回去继续去做自己的太守,朝廷无奈之下,也只好由的张杨了,授予了他一个大司马的虚职,算是对张杨的一种奖励。
张杨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呢?显然张杨的举动有自己的打算。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认为:“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笔者认为不尽然。其证据有二:
《三国志·董昭传》中记载:“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亦云:“(曹操)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
从第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张杨同其他三人之间有矛盾,并且很可能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从第二条资料中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出在到达洛阳以后,张杨和其他三人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曹操率部进京的一个借口,足见张杨的离去的原因和他自己所说的不太一样。因此黎东方先生所说的“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未必站的住脚。笔者认为:或许避乱自保的成分更多一些。
(三)
张杨对待吕布,的确很够朋友。吕布先后投靠张杨两次,张杨都是没有二话。这里两种不同的记载: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
《后汉书·吕布传》: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
《资治通鉴》:初平三年(壬申,公元一九二年)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于袁氏,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李傕等购求布急,布又逃归袁绍。
哪一种更象张杨呢?这里笔者采信《英雄记》的说法。张杨和吕布原本就是旧交,张杨能够当上河内太守和吕布似乎有点关系。加上吕布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张杨应该会采纳。而且从后来吕布危难之时,张杨明知不敌曹操还要派兵策应吕布,都证明二人的交情的确不浅。吕布最终选择了离开张杨投奔袁绍,估计与“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有点关系。吕布似乎是主动离开的。
吕布在袁绍处遭遇危险再次投靠张杨时,张杨又一次收留了吕布。这回张杨可真的成了一个扶危救难的朋友了。不过这一次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吕布接受了张邈和陈宫的邀请去兖州做上了州牧。最后吕布在徐州被曹操消灭。而张杨则是在吕布危难的时候,“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也算是尽了做朋友的一份义务。不过张杨很快又被打算投靠曹操的部下杨丑杀死。而杨丑也没有落的什么好下场,“杨将眭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也”。张杨和他的河内地方势力从此从后汉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四)
如何看待象张杨这样的小人物呢?笔者认为:象张杨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本身并不具备争夺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后汉末年纷乱的政治格局下,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成为纷乱格局下的政治迷途者,所以其政治立场也随着时局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官兵---土匪---官兵,到后来一会儿成为董卓的帮凶,一会儿又变成了朝廷的忠实子民,就说明张杨在乱世之中的应变能力和政治眼光比较差。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张杨显得力不从心,四处化缘投机。对待正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的曹操,张杨缺乏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虽然在之前有过和曹操通好的经历,但是后来又因为自己的政治判断出现问题而与之为敌,招致杀身之祸;对待吕布,张杨虽然很够义气,但是却没有站在一个战略的角度加以分析,之前张杨的收留多少还显得有点眼光,但之后的策应实在是非常不理智:此时的吕布势力已经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而曹操却是如东升之日,迅速崛起,这也反衬出张杨拙劣的政治眼光,缺乏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敏锐。加上张杨性格上的懦弱(《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对部下的管束水平低劣,部下对其多有不服,最终难逃“授首于臣下”的下场。象张杨这样的例子,在乱世之中显得比较多见,这种小人物的下场通常也和张杨一样不得善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笔者看来,英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却是象张杨这样的乱世迷途者,也许就是这些小人物们的迷茫和不知所措才成就了英雄们的辉煌吧。[/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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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50:21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名士田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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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年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名士,随着时局的变化,这批名士们也开始逐渐的分化。有的积极参与到群雄逐鹿之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并成为后汉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纵横家,这其中以诸葛亮最为突出;有的则是抱啸山林、不问世事、潜心治学,彻底成为山野之士,这其中又以大名鼎鼎的庞德公为首;还有一种,虽然无心政治,但却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偶露峥嵘,虽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燕赵名士田畴就是这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田畴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思索。
(一)
田畴(169年---214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自幼好读书击剑,在当地的名声很大。《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田畴虽年少,多称其奇。”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幽州牧刘虞打算派遣使者到长安晋见汉献帝,以表达自己对东汉朝廷的忠诚,但由于当时路途遥远、盗匪横行,需要一位有胆有识而且又能随机应变的壮士来完成使命。刘虞的部下推荐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田畴。刘虞便亲自向田畴发出了邀请。见面交谈之后刘虞对田畴非常赞赏,并任命田畴为从事,为他准备好车马。等到出使前,田畴对刘虞说:“目前道路阻隔,盗匪横行,若是公开打着官差的名义出使,反而会碍事。因此我想便装出发,抵达长安可能更容易些。得到刘虞的同意以后,田畴回到乡里,挑选门客等共二十多人共同赶赴长安。不过就连田畴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来一去竟然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田畴出发以后,历尽艰险,《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方,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可见一路的艰辛。到达长安以后,献帝非常欣赏田畴的仁义,诏拜骑都尉,三公官府也是同时召用田畴。但是田畴都是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在得到朝廷回复刘虞的诏书后,田畴立即赶回幽州复命。但还没到达幽州,刘虞已经在同公孙瓒的冲突中被杀害。田畴悲愤之下,回到幽州后立刻去拜谒刘虞之墓,在墓前宣读朝廷回给刘虞的诏书,然后哭泣而去。公孙瓒得知消息后大怒,立即派人重金悬赏并抓住田畴,责问田畴为什么不把朝廷的诏书交给自己而是拿到了刘虞的墓前宣读。田畴说:
“汉室衰落,人怀异心,只有州牧刘公不失忠臣气节。朝廷诏书上对将军没有什么好话,这恐怕是你不愿意听到的,所以也就不交给你。何况将军你现在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既杀害了无罪的君子,又敌视忠义的臣子,这样的行为,必将让燕赵有识之士皆投东海而死,谁还会愿意跟随将军!”
田畴的义正词严,终于让一向以残暴著称的公孙瓒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将田畴释放。公孙瓒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田畴义士,君弗能礼,而又囚之,恐失众心。”由此也可以看出年轻的田畴在幽州的威望。
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田畴呢?年轻有为,血气方刚,不畏强权,不怕死亡。书生意气跃然纸上!这时候的田畴大概和所有的青年学子一样满怀报国之志,故而有三年坎坷为一诺的壮举。刘虞治幽,政绩卓著(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深受幽州士民爱戴,在田畴的心目中,刘虞是正义的象征,因此他对公孙瓒的暴行义愤填膺,冒险在其墓前哭泣,并在公孙瓒面前指责其劣行,体现出的是一种鲜明的书生正气。不过,从刘虞之死中,田畴已经对东汉末年混乱的形势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时候的他有点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不过,田畴仍然有着自己的理想,接下来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二)
田畴在公孙瓒手中侥幸逃过一死后,回到了家乡---无终。他没有消极避世,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国度,并且获得了初步成功。
田畴先是招集宗族“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又通过选举的方式成为领袖。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按照现在的说法,田畴制订了明确的刑法、婚姻法、教育法条例。从田畴开始招集说的“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於世!”,说明田畴事先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政纲:为刘虞报仇。作为团结部属的口号。另外,从“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来分析,很可能田畴还成立了自己的军队。
如何理解田畴的这番举动呢?笔者认为:这是田畴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次实践。古今读书人都对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有个美好的憧憬,大都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而象田畴这样付诸于行动者寥寥无几。从“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的效果来看,虽然史料中没有具体的描述,看不出田畴是否有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体系,但很明显,田畴的尝试是成功的。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田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种作为不能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追求,它比庞德公之类的名士终日抱啸田间、不问世事最后老死山林更加令后世思索和仿效。
这也给后世的读书人一个启示:如何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政局下去探索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著书立说固然可取,但是勇于实践进行探索则更加令人钦佩。如果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终将一事无成。
(三)
田畴的理想社会大概维持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北征乌桓。由于田畴声名远播又熟悉当地情况,曹操事先便派人征召田畴。田畴立刻收拾行装赶赴曹营,并被曹操任命他为司空户曹掾。但是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曹操对田畴亦是赞赏有加,“即举茂才,拜为蓨令”。但是田畴推辞不就,跟随军队驻扎在无终。
当曹军因气候及道路的影响,行军困难时,田畴向曹操提出:“沿海的这条道路在夏秋时节经常涨水,不利于行军。过去从卢龙口到达柳城有过一条路,虽然已经毁坏了有二百年,但是还是有小路可行。从卢龙越过白檀,出其不意,可以一举消灭蹋顿。”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曹操的采纳并立刻实施。也就是因为田畴的这个正确的意见,曹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北征乌桓的胜利,完成了同意中国北方的事业,从而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田畴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所以后来曹操论功行赏,决定封田畴为亭侯,邑五百户。但是田畴还是固让不受。曹操也只能作罢。
如何理解这个时期田畴的心态呢?我们可以从两段史料进行分析。首先是在《三国志·邢颙传》中记载了一段对话:
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
由此不难发现:当年还在尝试自己理想的时候,田畴就已经对曹操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评价很高。这也是后来田畴帮助曹操的原因之一。
二是《三国志·田畴传》中的记载。当得到曹操的邀请时,田畴显得毫不犹豫这种现象来进行初步的分析。当时有其门客问他:“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袁绍请了你五次,你都不去,怎么曹操的使者一来,你就迫不及待要走呢?田畴的回答很简单:“此非君所识也。”笔者认为:这是田畴内心思想的一次转变。乌桓入侵已有百年,这种矛盾使得田畴暂时放弃了自己继续完成实现理想社会的探索,加入到民族战争的行列之中。曹操北征乌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而田畴的加入,则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在民族大义面前,田畴显示出一个读书人的民族气节。
田畴此时的思想似乎也发生了转变。或许这个时期的田畴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建立一个“世外桃源”,仅仅能保全自己宗族和幽州部分百姓的安全,但是根本不能改变后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田畴不但加入了曹操的阵营,还把自己的家属和同族三百余人全部迁居到鄴城。看来是把希望寄托到曹操的身上了。
(四)
田畴加入曹操阵营后, 跟随曹操参加了南征刘表的荆州之战和赤壁之战。战后曹操回忆起当年田畴在自己北征乌桓之战中的功勋,后悔当初答应了田畴的固让不受,所以又再次将以前赐封给田畴的爵位授予田畴。田畴依然是“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坚决不受,以至于曹操“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后来曹操很不高兴,派亲信夏侯惇前往劝说。田畴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田畴只是一个负义逃窜之人,承蒙曹公的恩典得以安全地活到今天,已经是够幸运了。难道还要拿进军卢龙作为资本,来换取封赏和俸禄吗?纵使国家庇护我,我田畴还是感到非常惭愧。将军你是了解我的苦心的。如果你回去无法交代,那么我也就只有自刎在你的面前,以死明志了。
夏侯惇后来把田畴的话转给了曹操,曹操长叹一声,知道无法强求田畴,最后给了田畴一个议郎的虚衔。田畴终于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生活到四十六岁病故。
如何看待田畴不愿为官呢?这个疑问在当时就引起了一番争论。有官员针对此事弹劾田畴,说田畴是想成全自己的小节而违背国家赏罚的标准。对此曹操也犹豫了很久,让太子曹丕和大臣们进行讨论。曹丕认为田畴此举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一样,都不应该强夺本人的志愿而要宽容其节义;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锺繇都非常赞同曹丕的看法。其实田畴不愿为官的理由很简单:田畴认为自己没有能够亲手为故主刘虞报仇,违背节义之气,属于“志义不立、负义逃窜”之士,不应该得到朝廷的封赏。(和田畴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邢颙。邢颙也是因为老上级去世辞官而遭到弹劾。当时曹操的态度是:“颙笃於旧君,有一致之节”,最后并没有追究)。这里我们不去深究田畴不愿为官的具体原因,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田畴没有利用自己的功劳替自己捞好处,言行一致;也不会利用自己的节气换取政治资本,表里如一。这比起同样是名士的许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五)
对于田畴一生,陶渊明在自己的《拟古九首》诗之二中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价:“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陶渊明对田畴这样的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自己的厌恶。陈寿在《三国志·田畴传》中对田畴的评价是:“田畴抗节,王脩忠贞,足以矫俗”,对田畴持守大节也是非常的赞赏。在笔者看来,田畴避世不消极,为人不虚伪,处世求心安,不愧为一代名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勇于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为抵御外族的入侵,放弃“世外桃源”,投入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并取得胜利;重诺言三年坎坷;守节气不趋炎附势;立大功不求高官厚禄。如此风范世间几人可及?[/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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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51:19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刘虞公孙瓒这一对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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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后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一文中提到: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刘虞虽然一心为国,政绩显著,但属于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最后死于公孙瓒之手。而公孙瓒的一生和刘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发迹到灭亡都和刘虞息息相关,“成也刘虞、败也刘虞”,真可谓是一对冤家。
公孙瓒这个人,既不属于胸怀天下的英雄豪杰,又不是暗藏祸心的乱臣贼子,连奸诈小人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虽然早年他同后来的昭烈帝一起在汉末大儒卢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但显然他的头脑比起刘备来要差的太远了。
早年他被任命为辽东属国长史,作战勇猛,但在同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年的交锋中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后来还是因为刘虞安抚政策的成功,才基本解除了问题,公孙瓒才跟着沾上了光,在刘虞升任为大司马的同时,公孙瓒也被提拔为奋武将军,封蓟侯。按说公孙瓒应该十分感谢刘虞这个好上司、大恩人,而结果却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从一个战壕的战友逐渐发展到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最后先后丢了性命。
冲突一:民族问题。刘虞就任幽州牧后,对待北方各少数民族主张采用安抚的政策,而公孙瓒主张穷追猛打,武力解决。结果事实证明刘虞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公孙瓒和各少数民族交战几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了解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乌桓丘力居、张纯叛乱时期。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激战,公孙瓒追击过程中,由于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今辽宁锦州西北)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到最后“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也就是分散突围,各自逃命,无疑这一仗是打败了。至少通过这次的战斗,公孙瓒应该明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艰巨性。但当刘虞准备主张用安抚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公孙瓒唱起了反调,他的理由是:“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观点没错,但于当时的局势不合,我们联想一下到后来曹操北征乌桓,前前后后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可见刘虞在朝廷政局混乱的当时提出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可惜公孙瓒不但没有听从刘虞的命令,反而在刘虞安抚工作已有成效,乌桓丘力居等外族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时,公孙瓒竟然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对于刘虞为了增进同各少数民族的感情而送去的礼物,公孙瓒也是派人进行抢掠。至此刘、公孙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公孙瓒要与刘虞这位上司作对呢?史料上说是公孙瓒嫉妒刘虞,害怕刘虞立功对自己不利。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欠妥。不管怎么说,刘虞是自己的上司,上司立功,下属自然也跟着升职,这是一条定律,公孙瓒此时已是为官多年,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这可能同公孙瓒幼年的经历有关。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人,这一地区在汉朝一直饱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公孙瓒可能是早年亲眼目睹外族的烧杀抢掠,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有感触,对这些少数民族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所以才会被仇恨掩盖了理智,不顾一切地阻挠刘虞。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公孙瓒和刘虞这梁子开始接上了。
冲突二:政治眼光。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中曾经提过,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后,想东归洛阳,于是暗中派刘虞之子刘和逃出长安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前来相迎。刘和在途中经过袁术的地盘,告诉了袁术汉献帝的愿望。袁术大概是想抢功,便把刘和扣住,假意答应将一起行动,让刘和致信刘虞派遣几千骑兵前来,其实是打算拖延时间。刘虞接信后信以为真,果真派兵前去。公孙瓒看出了袁术的意图,曾经劝阻刘虞不要派兵,结果刘虞没有采纳。本来这是一番好意,就算没有被采用也没什么。但后面发生的情况却是匪夷所思:公孙瓒的一番好意被刘虞拒绝后,害怕袁术因为知道自己曾向刘虞提出建议会因此而怪罪,就偷偷派堂弟公孙越带领一千骑兵到袁术那里,以示友好,同时竟然暗中唆使袁术继续扣留刘和,抢夺刘虞派去的兵马。原本刘虞只是想勤王救驾,不料被公孙瓒给摆了一道,两人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这件事情,公孙瓒做的实在不光彩,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把刘虞得罪了,政治眼光的确不怎么样。
冲突三:相互关系。按照当时东汉政权的任命,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而从前面的几个冲突中可以看出二人的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上下级关系,反倒象是同级官员,各行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现象的源头还是出在公孙瓒身上。当初刘虞重返幽州之时,有事情还是会找公孙瓒商量的,可公孙瓒却没有把刘虞放在眼里,经常是“称疾不往”,使刘虞也很是恼火,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误会、矛盾就随之增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一片战火,而刘虞是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公孙瓒却是积极参与,奈不住寂寞,终于同袁绍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先是在界桥展开激战,公孙瓒大败而回,之后公孙瓒再次发兵进攻袁绍,在龙凑一带又被袁绍打败。两次作战令公孙瓒的实力大为削弱。在这一段时间里,刘虞作为公孙瓒的上司,不但没有派兵助战,反而是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公孙瓒的失利不闻不问,可以想象公孙瓒应该是异常愤怒的,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战败后干脆在幽州治所蓟县东南自筑一个小城,摆开架式让刘虞难堪;刘虞担任幽州牧后,“为政仁爱,念利民物”,而公孙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这也让刘虞非常不满,矛盾越发加深。
就是这种种矛盾造成了刘虞、公孙瓒的关系终于发展到敌对状态。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刘虞就想利用公孙瓒兵败之机干掉公孙瓒。为了慎重起见,刘虞向手下进行了咨询。东曹掾魏攸劝谏刘虞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不能不说这是个馊主意,对公孙瓒缺乏本质的了解,可偏偏刘虞这时的心肠软了下来,实在是养虎为患。一年以后,也许是公孙瓒越来越不象话了,刘虞又与手下进行密谋,“密令众袭瓒”。率兵进攻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属都散布在外地,身边军队很少。不得已,公孙瓒只能固守,伺机突围。而刘虞派出的士兵作战能力又太差了,加上刘虞又下令不准骚扰百姓,因此居然出现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公孙瓒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招募精兵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不但成功突围,挫败了刘虞的企图,不久乘胜追击,攻破了居庸城,活捉刘虞及其一家,最后反倒把刘虞杀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作弄人,原本以为刘虞一死,公孙瓒和刘虞这一对冤家的恩怨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可偏偏公孙瓒自己又不争气,在他统治下的幽州民怨沸腾,乌烟瘴气。老百姓自然也就怀念以前政绩显著、勤政爱民的刘虞了。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袁绍乘机联合了鲜于辅及其它少数民族的队伍,率兵十万进攻公孙瓒。此时的公孙瓒众叛亲离,无法抵抗,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被袁绍斩杀。
这一对冤家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思索是什么呢?妇人之仁,只会养虎为患,害民害己,而好勇斗狠,也只能是逞凶一时,终难成大事。公孙瓒和刘虞的争斗,都没有给幽州带来稳定,带来的只是一场浩劫,直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幽州百姓才开始逐渐安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操才是一位真正的治世能臣,是曹操完成了刘虞未竟的理想。[/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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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52:54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倒霉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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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里,最倒霉的人物恐怕要数曹操了,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
《三国志&#8226;武帝纪》及其它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曹操杀害吕伯奢。《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原本这事情就是一桩疑案,吕伯奢一家到底为何而死尚且是个疑问,而吕伯奢好象根本就没被杀。等这段历史疑案到了罗贯中的手里,罗贯中为了表现曹操狡诈多疑、忘恩负义、嗜杀成性,不但变成了吕家上下好心好意招待曹操,却被曹操杀害,还非要让吕伯奢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临了还来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小斛分粮的故事原见《曹瞒传》:“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原本是管粮官自己出的馊主意,但在罗贯中笔下,为了说明曹操诡诈阴险,作者又让曹操演出了暗中主动命令管粮官王垕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的丑剧。
濮阳攻吕布之时,曹操打了败仗。《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本来就够惨的了,可罗贯中还觉得不解气,又加上了“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四下里人马截来,不得出南门;再转北门,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非要让曹操再被吕布画戟敲敲脑袋,多受一点罪。
历史上的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冬,曹植的《铜雀台赋》(又名《登台赋》)写于建安十七年,赋的全文在《三国志&#8226;陈思王传》注引中有据可查。赤壁之战则发生在建安十三年,那时还没有铜雀台及《铜雀台赋》,罗贯中偏偏要把它们移到一起,还硬在《铜雀台赋》中塞进了“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用来激怒周瑜,说明曹操好色。
曹操兵败赤壁,在《三国志&#8226;武帝纪》中是有记载的,文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可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让曹操出尽了洋相:火中仓皇逃窜,鸟林地、葫芦口及华容道三次大笑,讥讽对手奢谈兵法,次次都落得个被对手围追堵截,狼狈不堪,讥讽、挪揄以报。
再如战马超,原本历史上这一仗,曹操打的是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但罗贯中又没有放过曹操,前面战吕布敲敲脑袋,这回罗贯中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样来折磨一下曹操:割须弃袍。小说第五十八回言道:“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到最后罗贯中还用了一首所谓的后人诗来羞辱曹操。“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怆惶脱锦袍。剑割髭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让曹操是丑态百出。
历史上的曹操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虽然变成了一个丑角,但作为小说中的曹操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乱世奸雄。罗贯中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完美的,每当罗贯中让曹操倒霉一次,广大读者就为情节的精彩设计而击节叫好一回,赞叹作者的生花妙笔。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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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54:18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张飞是曹操亲戚的惊人发现的

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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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在各大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张飞和曹操是亲戚。撰文者冠之以“惊人发现”,一时间在很多网站及论坛上都看到了转载及介绍。但笔者却偏偏似曾相识,翻开昔日的旧报纸,终于在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找到了答案:在1983年12月30日的《南昌晚报》上就曾有过一篇署名沈忱的作者的类似文章,只不过文章所用的标题不尽相同,由于该文的文字较少,现全文转载如下:
张飞的夫人
《三国志&#8226;诸夏侯曹传》注的《魏略》载:张飞的夫人是魏降将夏侯霸的表妹,也就是魏将夏侯渊的堂侄女。人们不禁会感到惊奇:张飞怎么会同魏将夏侯渊结亲呢?
据《魏略》记载:“初,建安五年(即公元二00年,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指沛县一带)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夏侯渊的家原在沛县附近,因二00年,刘关张也正在此地方与曹兵相持,因而张飞有幸遇见夏侯氏。
虽然张飞与他的夫人年纪相差二、三十岁,但俩人婚后感情却很不错。后来,夏侯氏生了二个儿子,二个女儿。长子张苞早死;次子张绍成了蜀汉大臣。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做了后主刘禅的皇后,后来,夏侯霸降蜀见刘禅后,刘禅高兴地指着自己的儿子们说:“这是您的外孙啊!”
如果把这篇文章的内容稍做引申,也就可以得出和二十多年后的这一惊人发现一样的结论:张飞和曹操是亲戚!
众所周知,大凡从事史学研究者,阅读了解史料是必经的第一步,象张飞和曹操是亲戚这一根本不用花力气就能看到的故事不用说是对于三国研究者,就是一般的历史爱好者都是耳熟能详了,这个“惊人发现”的新闻实在是算不上是什么新闻,实属旧闻而已。
《三国演义》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几百年来却是不尽人意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以来到1981年间,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只有寥寥150余篇。八十年代是三国研究的高峰期,几次三国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令三国研究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近年来三国研究更是蓬勃发展,相关文章不但是在报刊杂志上,甚至在各大网站上也是屡见不鲜,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研究网站,这对三国研究是件幸事。但哗众取宠,故意拿出一些旧闻出来进行炒作,就没什么意义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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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4:55:40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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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这首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的作者是谁呢?要说起来,这道题目好象是非常简单的。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会回答: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般的三国爱好者会回答:毛宗岗。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不但能难倒一般的读者和三国爱好者,据《三国演义》研究会会长刘世德先生在一部著作中介绍,就连一些娴熟古典诗词的老先生都回答不上来。第一种回答罗贯中的,只要去翻翻罗贯中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会发现:书中根本就没有这首词;第二种回答也不对,在毛本《三国演义》卷首的确有这首词,但因此就认为是毛宗岗所做,那又大错特错了。
          卖了这么久的关子,这首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这首词出自《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作者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杨慎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明好学,七岁习文,十一岁作诗,明正德六年(1511)高中状元,是四川省明朝唯一的状元,是年年仅二十四岁。杨慎由于禀性刚毅,一生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三十六岁时因为得罪了明世宗朱厚熄,先是被廷杖几乎致死,后被明世宗下令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最后死于戍所,终年七十二岁。
           杨慎虽然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他不仅精通经、史、诗、文、词曲、音韵、训诂、金石、书画,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本文前面提到的这首词就出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第三段,是杨慎晚年在云南时期的作品。关于这首词的内容,后人点评颇多,评价很高,后来清初毛宗岗父子便把它移植到《三国演义》卷首,更是令这首词名扬世界,结果反倒使人误以为是毛氏所作,不记得其真正的作者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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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01:40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两种千里走单骑 两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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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的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8226;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8226;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得到了曹操的命令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打算,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的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8226;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象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于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别后世者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但却偏偏落在了廖化的身上,实在是有些冤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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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03:51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刘虞—后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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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公元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县)人。刘虞是光武帝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刘强这一支传到刘虞这已经是第六代了,刘虞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高干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荫蔽,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他在任时“治身奉职”,十分勤勉。后来又当了博平县的县令,史书上记载说他担任博平令时“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邻县闹蝗灾,蝗虫经过博平县地界时竟然“飞过不入”,用古人的话说,这可真算得上是“至德动天”了,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在当时已经是传为佳话了。
由于政绩显著,在其后的岁月里,刘虞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又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刘虞,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太傅是古时候的三公之一,到了汉代,以司马、司空和司徒为三公,太傅则称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极为显赫。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
刘虞为官清廉,“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身为最高职位的官员,衣食却是如此简陋,这种简朴的作风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派截然不同,因此对幽州的社会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史书记载说“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可见其在后汉末年具有很罕见的人格魅力,深受百姓、士人爱戴。
刘虞在任期间“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重点发展农业、养蚕业,利用上谷郡与匈奴、扶余、鲜卑等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开采渔阳郡丰富的盐、铁资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经过刘虞的有管理,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据说当时从青州、徐州过来定居的百姓竟有百万之众。从经济方面,我们说刘虞是个出色的内政高手一点也不过分,而他的建树绝不局限于此。
汉朝的外邦异族问题一直困绕了当权者几百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东汉末年,战乱频生,这些外邦异族也乘机进行入侵。危害了政权的稳定。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投靠乌桓辽西部大人(即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并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扩充地盘。面对复杂的形势,时任幽州牧的刘虞立即派遣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利害,成功瓦解了叛乱,避免发生民族之间的更大纠纷,并成功镇压了这场多民族参与的叛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刘虞主张安抚,和平相处。他任内“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在各民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董卓专权之后也表现出对刘虞的敬重,以朝庭的名义升他做大司马。
刘虞在内政外交上都颇有建树,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最终没能实现其匡扶汉室的理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说起刘虞的死,还得从关东联军讨董讲起。
董卓专权之后,关东诸郡组成联军进行征讨,迫使董卓带着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董卓退至长安后,各路诸侯开始闹起内讧来,渐渐形成了分别以袁绍和袁术为代表的两大阵营。袁绍等人当初在皇帝的废立问题上就与董卓有根本上的分歧,加上现在皇帝又在董卓手中,让他们感觉很不自在,于是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袁绍、韩馥等诸侯准备拥立既有皇室血统,又极有名望的刘虞为帝。但刘虞岂是数典忘祖的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自然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当时跑去劝说刘虞称帝的前任乐浪太守张岐碰了一鼻子灰,被刘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
韩馥等人被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以为刘虞只是不愿意背负骂名,于是又请他录尚书事,其实也只是变相地架空身在长安的汉献帝的权力而已,作为大汉王朝的忠臣,刘虞心中想的只有尽心王室,重振朝纲,再次断然拒绝,甚至把派来的使者都给杀了。这样一来,刘虞和袁绍等人的关系自然就闹僵了,忠心于汉室的刘虞看到诸侯们个个心怀鬼胎,于是派自己手下的从事鲜于银和右北平一个叫田畴的忠义之士前去长安觐见皇帝。
一心想回到洛阳的汉献帝在见到刘虞派来的人之后非常高兴,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在朝中担任侍中,于是献帝派刘和偷偷潜出武关,去幽州找刘虞,想让刘虞发兵勤王。这件事如果不是因为袁术、公孙瓒等人从中作梗,那后面发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刘虞“助天子以平乱世”了,凭借刘虞的声望和幽州的实力,后汉王朝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刘和在路过南阳时却被袁术给扣留了下来,让刘和写信叫刘虞发兵,到南阳会合后一起向西去迎取皇帝。
袁术的这些伎俩只能骗刘虞这样的忠厚之人,当时以奋武将军领辽东属国长史的公孙瓒觉得袁术这样有野心的人这么做一定有问题,于是劝刘虞不要出兵,但一心想勤王的刘虞哪里听得进去,马上派了几千骑兵前往南阳去跟刘和会合。
公孙瓒见自己的主张没被刘虞采纳,害怕自己的建议被袁术知道而引来麻烦,于是派弟弟公孙越领一千骑兵去会合袁术,拉拢关系,还暗中教唆袁术扣押刘和,夺取了他的兵马。
以大司马领幽州牧的刘虞虽说是公孙瓒的上级,但公孙瓒平时却并不怎么买他的帐,两人在民族政策上意见分歧很大,刘虞是主张“以恩信招降”的温和派,而公孙瓒却一心想扫灭乌桓。公孙瓒阴了刘虞一把之后,两人的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刘虞也开始准备对公孙瓒动武。可惜刘虞在军事上却不是一把好手,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冬天,刘虞率十万众进攻公孙瓒,结果却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公孙瓒打得大败,不但他自己,连同妻子、儿子都当了俘虏。
由于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公孙瓒当然不愿意背上杀死上司的恶名,所以并没有立即杀死刘虞,而是继续让他掌管州府的文书。但没过多久,从长安来了一位叫段训的使者,段训原本是奉命来加封刘虞和公孙瓒的,结果却被公孙瓒逼着伪造了一份诏书,说刘虞和袁绍合谋僭位,并且胁迫段训斩杀了刘虞。
就这样,刘虞非但没有完成其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反而带着遗憾和强加于己的罪名,屈辱地离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由于当年刘虞在各民族之中的崇高威望,包括鲜卑、乌丸等民族在内的数万青壮加入到阎柔的队伍之中,与公孙瓒展开战斗。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
刘虞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尽心王室,重振朝纲”的心愿,但从他一生的政绩与才能,加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水平这三方面的作为来看,说他是位“治世之能臣”还是不为过的。回顾历史,我们只能在掩卷之余感慨,汉末动乱的年代不是这位能臣干吏施展抱负的乐土,他注定无法——当然也不屑于做一个“乱世奸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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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11:52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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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
    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
    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8226;魏书&#8226;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
    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
    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
    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
    《三国志&#8226;蜀书&#8226;法正传》中说: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中说: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
    《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二牧传》中亦云:
    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
    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
    《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三国志&#8226;蜀书&#8226;先主传》亦云:
    (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8226;魏书&#8226;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记载: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
    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
    一是《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
    (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二是《三国志&#8226;蜀书&#8226;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
    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
    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
    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 (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
    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8226;蜀书&#8226;费诗传》)。
    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
    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8226;魏书&#8226;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8226;魏书&#8226;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
    (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
    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8226;蜀书&#8226;刘封传》)
    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
    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
    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8226;蜀书&#8226;费诗传》载:
    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
    《三国志&#8226;魏书&#8226;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
    (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8226;宣帝纪》中的记载是: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
    《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
    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8226;蜀书&#8226;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
    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8226;宣帝纪》载: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8226;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8226;蜀书&#8226;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8226;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
    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8226;魏书&#8226;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8226;魏书&#8226;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
    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8226;魏书&#8226;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8226;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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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13:07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窝囊的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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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白门楼
    人物:胜利者甲 失败者乙
    对话:
    甲:以前你老兄总是说自己智计有余,怎么今天会落到如此田地呀?
    乙:都是吕布这个孬种没用,给他出了那么多好主意,他就是不听,要不然谁胜谁负还两说呢。如果吕布要能听我的,那现在没准我能把你活捉了
    甲:事已至此,你看我怎么处理你好呢?(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我看你干脆投降吧。)
    乙:好处理呀,我为人臣而不忠,为人子而不孝,你应该把我拉下去和吕布一样斩首。
    甲:如果我真的把你杀了,那你母亲怎么办?(给你一次机会)
    乙: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父母,,我母亲能不能活下来,要看你的了。
    甲:那你的老婆孩子又该怎么办?(再给你一次机会)
    乙: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后代,她们能不能活,也要看你的。
    甲:。。。。。。(怎么你就不明白呢?又是孝又是仁的,别捧我,放了你是不可能的,你说投降就行了。)
    乙:老弟,你就别犹豫了,快点把我拉出去杀了,以明军法。
   
    以上场景发生在公元198年,主人公分别为曹操和陈宫。事情的起因还是在公元194年,张邈、陈宫联合吕布在兖州叛乱,曹操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才彻底消灭了吕布集团,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才出现了上面提到的场景。
    要说陈宫这个人,还是有点能力的,也曾经帮过曹操的大忙。兖州刺史刘岱被杀后,陈宫为了让曹操能当上兖州牧可没少出力。又是找曹操提建议,又是说服兖州的大小官员。可见能力、名望都有。从上面白门楼的一幕看,曹操和陈宫以前的交情也是不错的。可曹操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陈宫会反叛,而且这一打还打了四年,可谓损失惨重。陈宫更是没捞着什么好,连脑袋都搬了家。总结起来,给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窝囊。
    公元194年,名士边让被杀,引起兖州士族阶层的恐慌。边让之死,据说是因为“讥议”曹操,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说的很过分。以曹操占据兖州仅仅一年多时间,根基未稳,如非言语恶毒、流传甚广、影响极坏,曹操应该能忍住。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曹操把边让给杀了,这事做的的确不怎么样,而且负面影响极大,“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惧”。后来张邈、陈宫反叛,“诸县皆应”,都是明证。不过这和陈宫的关系应该是不大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自疑”,怕有一天自己也落得个边让的下场,实在是没有道理。想那边让名声虽有,但也不过是一个乡绅,而陈宫此时却是曹操的部将,完全不是一个阵营的,边让出事和陈宫八杆子打不着。再者说,曹营里象边让这样的名士也有好几个,怎么就不见他们叛乱,偏偏是陈宫?我看问题还是出在陈宫自己身上。史书上说陈宫本来就是东郡人,年轻是就喜欢和知名人士交往,象边让这样鼎鼎大名又近在咫尺的名士,想必陈宫一定不会错过交往的机会。陈宫“自疑”的原因很可能是边让这种名士们在一起“讥议”曹操的时候,陈宫在场却事后没有向曹操打小报告。等到边让被杀之时,陈宫害怕受到株连,整天心神不定,所以乘着曹操东征陶谦挺而走险,伙同张邈等人其兵叛乱。这实在有点庸人自扰。曹操当时和陈宫的交情和派陈宫镇守东郡等情况看,曹操并没有怀疑陈宫,所以才会放心大胆的把陈宫和曹操视为心腹的张邈放在兖州而进行二次东征了。
    张邈、陈宫叛乱后,形势十分有利,陈宫对张邈说:“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应该说陈宫这次的选择也是用心良苦(有点类似后来的诸葛择主)。欲借助吕布的神勇和当时良好的局面迅速占据兖州,成为天下豪杰,所以等吕布到了兖州后被推为兖州牧。不过从事后看,陈宫的这次选择是失败的,实属有眼无珠,窝囊的很。吕布为人反复无常,在当时的名声就不好,加上既无纵横天下的抱负,又无识才用贤的头脑,对待陈宫显然没有象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那样的礼遇,使得陈宫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史载陈宫“为布画策,数谏于布,布每不从其计”,想象的出陈宫此时的心态。不仅如此,吕布对陈宫的忠诚有一定的怀疑(吕布最终败亡,由此可见一斑)。吕布手下郝萌反叛失败以后,吕布曾经追问郝萌的同谋者。郝萌的回答是:“陈宫同谋。”当时陈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脸色非常难看。虽然当时吕布没有深究,但对陈宫还是产生了一定戒心的。吕布被困下邳之时,陈宫曾献御敌之策:“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主意是不错,吕布表面上也答应了,但吕妻的一番话立刻就让吕布转变了:“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说到底还是不相信陈宫,从这短短一席话,我们可以想象陈宫在吕布手下的窘境。这也注定了不久以后的白门楼兵败被杀的结局。郝萌反吕,陈宫会是同谋吗?我看不象。以陈宫“刚直烈壮”的性格、后来在白门楼对吕布的指责和慷慨赴死的态度来分析,显然有点“怒其不争”的意味。
    陈宫之死,非常悲壮。曹操对陈宫的大度是显而易见的。三番五次暗示陈宫投降,陈宫却是一心求死。不过,所谓“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和“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这一席话,也隐约之间透露出陈宫对曹操的期望。之所以一心求死,可能是显示名士气节:与其摇尾乞怜而遭人唾骂,还不如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陈宫这样做也符合其“刚直烈壮”的性格。(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名士、勇将投降变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唾骂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最后,陈宫自己迈向了刑场。估计此时的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真是窝囊!”[/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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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至止”和“莫与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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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口才如何,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想到刘备在危急时刻能派他去说服孙权,应该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那么艰险,总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说口才,在三国历史上有两张名嘴,雄辩功夫确实了得。史书上分别称为“至止”和“莫与为对”。
     第一张名嘴广汉(今四川广汉)人董扶。这个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过。不过在东汉末年可是比较有名的。在东汉朝廷被誉为:儒宗。据《三国志&#8226;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8226;方术传》记载:“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名气的确不小,后来陆续有人向朝廷推荐董扶,董扶偏偏就是不去,还挺有个性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扶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不过,这个董夫子到最后还是未能隐居山林,做个逍遥神仙。大将军何进公车特召,总算把他给请了出来,官拜侍中一职,而且是很受器重。后来董扶随刘焉去了益州,估计是想落叶归跟吧。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怎么看怎么象是陈寿对董扶离开京城感到惋惜,似乎陈寿认为如果董扶不走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调侃而已,别拍砖)。不过到了益州以后,这位董夫子的特长---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口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该书记载:“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只要董扶一开口,就没有人能说的过他,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董扶走到哪里,别人就都不说话了。你说这董扶的学问、口才有多好!后来诸葛亮问秦宓以扶原因,秦宓的回答是:“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 按现在的话来说,逮着什么说什么,难怪会“所至而谈止”呢。这位董夫子还有一个特长:观星望气。董扶跑去和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回乡而蒙刘焉呢的还是把刘邦的发家史研究了一番而得出来的结论呢或者真是观星望气的结果,难说),经他这么一说,还马上让刘焉活动了一阵子,总算当上了益州牧,看来是把董夫子的话当真了。不过从事后看,董扶也真没说错,只怪刘焉父子不争气,这个“天子气”最后落在了刘备头上,
     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又被小说《三国演义》冤枉了的蒋干。说他被冤枉,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述成了一个小丑。他为了说服周瑜投降曹操,两度从曹营来到江东,又两次被周瑜利用,不但使得曹操误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还让庞统定下的连环计得逞,最后火烧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在小说里,蒋干算得上是一张臭嘴。
     不过,历史上的蒋干却不象小说中写的那样无能。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蒋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不料周瑜一眼就看出来蒋干此行的目的,一见面就给了蒋干一个下马威,周瑜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曹操做说客的吧?” 蒋干则是一口否认。周瑜又把蒋干请到自己的军营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然后周瑜向蒋干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我蒙受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是苏秦、张仪在世、郦叟复出,也别想说服我去投降曹操。”蒋干回去以后,一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游说劝降的事情,但时间却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了。那蒋干的口才有多好呢?该书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在整个江、淮一带都没有对手。
     一个是在益州“所至而谈止”的董扶,一个是“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蒋干,在三国时代称的上是两张名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旦遇上,谁会是第一呢?
     其实,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能人荟萃的时代,象董扶、蒋干这样的名嘴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才会把这些名嘴们给湮没和遗忘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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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侃侃“面如重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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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关羽的外表时是这样写的:“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从罗贯中的写法看,他是有点迫不及待,所谓“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样的开场白,在《三国演义》也就关羽一个。马上就会让我们觉得此人绝对是个正面人物,将来肯定不简单。不过呢,其它的都好说,但是这个“面如重枣”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所谓的“重”,按字典的解释是:程度深,这个“枣”比喻的是红色,也就是说关羽的脸是大红色的。这个样子在古代好看吗?站在今人的角度上,不怎么样。笔者翻了翻相关的资料,后来发现对于关羽的这张大红脸,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各自有自己不同的说法,综合起来一看还蛮有趣的,特撰此文以博一乐。
   
      关于关羽的这张脸,在史书中还是留下了一点记载的,不过只有一样:胡子。《三国志&#8226;关羽传》中说关羽的胡子非常漂亮。关羽不满马超受到刘备重用的时候,为了缓解关羽的情绪,诸葛亮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关羽,把关羽狠狠地夸了一番。不但说关羽“绝伦逸群”,就连胡子漂亮也给暗暗地点了出来(要说诸葛亮也是看的挺准的,不过好象肉麻了一点),结果关羽果然是扬扬得意,还把这封信拿着到处作宣传。按说胡子漂亮和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来还是有一点联系的。从当时时兴留须的风气看,关羽能被称为“美须髯”估计应该是经常打理的,这叫重外表,是需要时间的,要不然弄的象张裕那样“诸毛绕涿郡”(可能张裕的胡子虽然也不错,但有点自然卷,要不刘备也不会那样说了),怎么也不能说是“美须髯”。估计这脸也不会放过的。因此,关羽对自己的脸应该也不会任由风吹雨打而置之不理,弄成“面如重枣”的。也就一普通的黄脸。不过,陈寿毕竟没有见过关羽,加上关羽又死的早,也就只能作罢了。
   
      那关羽的脸是在什么时候变成红色的呢?丘振声先生的结论是在宋代。丘先生认为:
   
      宋元时期的民间艺人,已经使用彩墨化妆,以寓褒贬。南宋灌圃翁《都城纪胜》说:“其话本与讲史着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世俗之眼戏也。”“红脸关公”是“正貌”,以表彰他的“公忠”!由此看来,关羽的红脸当在宋代涂成。(见《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
   
      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得到肯定。基本成为公认的说法,很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都采用此说。这就是专家、学者的说法。这个问题咱们不懂,看看这些专家、学者,连和三国没什么关系的记述南宋杭州风俗习惯及民间艺术资料的《都城纪胜》中都能找出有用的东西。不得不说两个字:佩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民间传说又是怎么说的呢?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关羽的出身和姓氏”一文中曾经提到:“有一个(有关关羽的民间传说)就被清代学者梁章巨收录在《归田琐记》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一天晚上关羽开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以和被人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又变成了枣红色,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清代已经广为流传,估计创作的时间就更早了。不过这个故事显得有点荒诞,三国时期山明水秀的,哪有那么严重的水污染?就算是到了清代,也还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就难说了)。这里也要说两个字:胡来!
   
      要说罗贯中也是有问题的。想都没想就把从宋代开始及民间流传的红脸搬到了《三国演义》中,有资料还说罗贯中曾经和一个叫做葛可久的名医是好友(见《稗史汇编》),看来关系不会怎么样,称不上是好友。因为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各行各业的知识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最起码罗贯中也要问问葛可久:这“面如重枣”有没有什么问题呀?估计他也没问,结果关羽一出场,就成了一个病人,还糊弄了上亿读者几百年。还要说上两个字:糊涂!
   
      这“面如重枣”有什么问题呢?前些年有一本叫做《三国演义医学趣谈》的书,作者是两位医生,他们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面如重枣”的问题,算是给前人“补”上了一课。书中提到:
   
      临床看,面色的变化可以发现的问题还真不少呢!病人面色大红一般可见于红细胞增多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面部湿疹、面部脂溢性皮炎、高热及某些药物中毒。
   
      瞎侃了这么多,也该言归正传了。其实是想说一句话:象《三国演义》这样的伟大作品,历来爱好者众多,因此对它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有分歧是很正常的,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是一件好事。但大可不必太过嚼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不惜相互恶意攻击甚至人格侮辱,用上一句老话:这也叫“百花齐放”嘛。还是《三国演义》说的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看开点。[/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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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爱美惹来的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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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不过有时候太爱美了,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位师姐就是因为要减肥而天天吃白菜,最后终于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路上。在三国时期就有这么一位爱美之士---张裕,因为爱惜自己的胡子,把胡子修理的又浓又密,很是漂亮,不能容忍别人拿自己心爱的胡子来开玩笑,结果还被人怀恨在心,后来还惹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而这个杀死张裕的人居然就是一直以宽厚仁爱著称的刘备。
   
      据《三国志&#8226;周群传》记载(笔者稍微用上一些调侃来介绍):刘备入川和刘璋见面的时候,张裕当时曾经作为刘璋的下属在场作陪。可能是当时刘备心情特别好(本来嘛,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大馅饼,刘璋主动把自己请到益州,自己以前还在发愁找什么理由才能来呢,换谁谁不乐呀),居然开起了玩笑。他一看在座的张裕的胡子是又浓又密,顺口就来了一句:“我以前居住的老家涿县,姓毛的特别多,东南西北都是毛呀,当时我们的县令就经常说许多毛绕着涿县住。”本来这只是开个玩笑,也就是说张裕的胡子多,可没想到张裕一听火就上来了,居然拿自己最心爱的胡子开玩笑,还了得。他立刻作答到:“从前有一个做过上党潞长,后来又晋升为涿县现令的人,辞官回家以后有人给他写信,在加上尊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好,不是写潞少了涿,就是写涿少了潞,后来居然还有人写成了潞涿君。”这句话一说出来,当场就把刘备气了个半死。张裕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潞与露是谐音,而涿则是与啄谐音,啄又指的是嘴,加起来就是露嘴,这还不算,涿同椓也是同音,而椓指的又是古代的宫刑,暗指宦官,这话有点歹毒。刘备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原来刘备没长胡子。你想那刘备原本就长的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本来就其貌不扬,按现在的话说,就一个性腺功能减退性巨人症患者,加上以当时的审美观,一个大男人连胡子都不长,不就更难看吗(大家还记得:古人大都以蓄须为美。关羽、太史慈都是以美髯而著称的,袁绍斩杀宦官的时候,还曾经把一些没有胡子的人都当成宦官给杀了)?这张裕也真够讨厌的,一见面就揭刘备的伤疤,而且这话又那么歹毒,刘备能不生气吗?不过当时因为张裕是刘璋的下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把仇恨往心里咽了。
   
      不过后来等刘备在益州的地位稳固了,想想当年所受到的屈辱,还是没有放过张裕,终于找了一个理由把张裕给杀了。诸葛亮当时还为张裕求过情。刘备的回答是:“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就是说就算是芳兰,如果长错了地方,也是要锄掉的。显然,刘备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张裕,张裕最终也是难逃一死。
   
      陈寿把这一事件记录在《三国志》之中,应该说是有其含意的,史学家就是史学家,不会因为刘备留下宽厚仁爱的美誉而去可以隐瞒事实。不过等到了罗贯中的手上,自然也不会写进《三国演义》当中去了,如果这事情是曹操干的,罗贯中也许就不会手下留情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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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2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话说青龙偃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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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了,已经谈了几百年,因此,本文谈不上是考证,只是随意侃侃,以博一笑。
   
      一.关羽是不是用刀
   
      这是几百年来谈的最多的。估计很多人多能背出来:历史上的关羽使用的兵器不是刀,自然也就更不会是所谓青龙偃月刀了。陈寿《三国志》中没有提到关羽用什么兵器。《三国志&#8226;关羽传》中仅有这样一段记载:“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通过这个“刺”字,很多人都认为关羽用的兵器属于矛、戟之类的直刺兵器。有专家考证出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出现象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长柄大刀。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通过专家的释疑,终于可以将关刀杜撰说确定下来了。不但如此,综合专家对各个时期兵器起源和各个时期发展使用的考证,小说中黄忠和魏延的大刀、徐晃的大斧、黄盖的铁鞭、武安国的铁锤、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全都是虚构出来的。如此考证,对于还历史本原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爱好者了解更多的古兵器知识。可偏偏近来有些作者标新立异,又试图在小说中描述的青龙偃月刀的八十二斤的重量上下功夫,居然在考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在马上耍起来需要多大的力气,想以此来证明青龙偃月刀的杜撰说,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有些作者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东汉的重量衡与现代是不同的。当时的一斤只相当于今天的222.72克,以此推算,青龙偃月刀也合和现在的36斤。这些人的方向是好的,但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身的知识不够,胡乱猜测;二是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无论是对于三国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小说艺术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作者研究,都没什么作用,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既费时而又无功,不如不做。但这种错误还不仅仅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参加一次古典文学会议后,带回来一个真实的笑话:在会议上有专家拿出了自己的论文,主要内容居然是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个胖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但至今笔者还记得家父说出这件事情时的表情。个中含义,不妨请观本文者思量思量。
   
      二.青龙偃月刀是如何演变来的
   
      既然上面已经提到关刀是虚构出来的,那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呢?笔者查了查相关资料,但又不是很全。从《三国志&#8226;关羽传》看,关羽用的是矛或者戟。在唐、宋时代,这关刀则好象是一把剑(这方面笔者资料较少,恐有遗漏,如哪位网友有详细资料,请赐教,不胜感谢!)。唐人郎君胄《壮缪侯庙别友人》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宋人黄茂才《武安王赞》曰:“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宋无名氏《武成王庙从祀赞》曰:“剑气凌云,实曰虎臣。勇加一国,敌号万人。”到了元代,关羽用刀的说法开始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元人郝经《重建庙记》曰:“跃马斩将万众中,侯印赐金还自封。横刀拜书去曹公,千古凛凛国士风。”之后在元杂剧中,关羽也是用刀。在公认的《三国演义》成书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三国志平话》中,关羽也是用刀参加“三英战吕布”的:“第三日,吕布又搦战,众诸侯出寨,与品布对阵。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从这些资料分析,关羽使用的兵器从矛(戟)至剑,最后在刀上正式定型了。目前还不清楚青龙偃月刀之说是不是《三国演义》首创,但通过《三国演义》,青龙偃月刀和关羽已经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
   
      这个推算有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上曾有过不少的争论,有过四种观点:宋代乃至之前说;元代中期说;明初说;明代中叶说。如果以上关于关刀的推算是正确的话,对于协助解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争论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请看下一节。
   
      三.关庙里的青龙偃月刀怎么来的
   
      前面说到,从现有的资料看,青龙偃月刀之说的出现与最后的定型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猜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遭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三国演义》?不是,是关帝庙。众所周知,关羽死后的几千年里,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这个“千秋忠义”人物的怀念及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关羽立庙成为一种风气,关帝庙基本上遍布全国。试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那关帝庙里的关羽塑像旁边就不可能出现青龙偃月刀。修建关帝庙的工匠们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自作主张为关圣人平白无故加上一把刀,而且还要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让其遍布全国,成为关羽的专用品。而要想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我们不妨三种假设:一是统治者指定,二是民间传说,三是文学作品。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很小,中国的民间传说诸多而凌乱,流传面不是很广,又缺乏统一性,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第三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最大。从以上的分析看,诗词、散曲的和元杂剧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关羽使用的兵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可能是《三国演义》,也只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青龙偃月刀才得以定型并为人们所接受,关帝庙里才会出现青龙偃月刀。这样一来就比较好办了。可以对全国的关帝庙进行一次普查,并通过地方志及相关的诗文、祭文、祀记来看看那里的青龙偃月刀大概出现在什么时间,再根据《三国演义》成名的时间往回倒推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也许就能得出《三国演义》成书的大概时间了。同时通过对《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确定,其作者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当然,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费事费力的事情。首先确定《三国演义》的成名时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推有很多不准确的因素,但最少在关刀出来以后才有的小说的可能性肯定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争论。)
   
      四.为什么是刀而不是别的兵器
   
      青龙偃月刀既然是虚构的,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联想:为什么是青龙偃月刀而不是别的兵器呢?从《三国演义》中可以做出一个大概分析:首先,围绕这把青龙偃月刀,作者设计了很多精彩情节: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这把青龙偃月刀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比关羽还要长;第二就象丘振声先生所言:“在中国古典文艺里极讲究人物手里的玩意儿。别看是一刀一枪,它们往往成为人物性格的鲜明标志&#8226;&#8226;&#8226;&#8226;&#8226;&#8226;这种人和物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手法,是我国古代优秀作家的艺人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之所以要侃到这个小话题,是怕有一天又有人写出一篇“关羽为何不用狼牙棒”之类的奇文来,那比论证曹雪芹是胖子还要恐怖。)[/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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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基诺族与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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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一带,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基诺族是中国于1979年最后确认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3万人,被列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基诺族自称“基诺”,意为“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 基诺族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有趣的是,这个民族非常崇拜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基诺族的很多习俗都与诸葛亮有关。基诺人住的干栏型建筑,斜面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或茅草,屋顶的形状是帽形,基诺人叫这种帽形屋顶为“孔明帽”。基诺族男子常穿一件无领对襟黑白花格小褂,背上都绣有六寸见方、形如日月或鸟兽的图案或花纹,基诺人称之为“孔明印”。还有很多的民族民间传说,也少不了提到诸葛亮。
     为什么基诺族与诸葛亮有如此缘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基诺族的民间传说,基诺族的祖先是三国时期蜀汉军队的一支小部队。相传三国时,诸葛亮率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与雍闿、孟获的叛军激战。有一天,因为长途行军,连续作战,诸葛亮命令部队在一片树林中休息。由于太过疲劳,一部分军士竟然没能听到出发的号令,等他们醒来时,大部队早已出发。于是他们急忙追赶,前面出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诸葛亮的大部队就在河流的对岸。为严明军纪,诸葛亮决定不派船接他们过河,同时留下一点茶种、棉籽和粮食,让他们就地安居。士兵们非常痛苦,为表达对自己行为的悔恨,他们就按诸葛亮帽子的样式在当地建起了房屋,并称之为“孔明帽”;后来基诺人在自己的衣背中刺绣上诸葛亮的八卦印,以示崇敬和怀念,称为“孔明印”。而这一部分的蜀汉军人就是基诺族的祖先。
     按陈寿《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记载,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时,足迹遍布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地区,最远到达缅甸东北部。除了镇压叛乱以外,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基诺族之外,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如佤族的祖先盖房子、编箩筐,相传就是诸葛亮教的,稻种也是诸葛亮给的。由此看来,诸葛亮南征之举,对于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之间的融合,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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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9 05:23:01 | 显示全部楼层

《煮酒侃三国》之:“不毛”是实指还是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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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这么两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关于“不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曰“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也指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见《辞海&#8226;不毛》);二是认为“不毛”中的“毛”是“苗”的假借。如段玉裁《说文》注中云:“毛苗古同音,苗亦曰毛,如‘不毛之地’,‘不毛’即‘不苗’,也就是不生长庄稼的地方”。这两种注释都认为诸葛亮文中的“不毛”,是虚指那些“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或“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如果“不毛之地”真如以上所云,那诸葛亮又何必历尽千辛万苦南征到这些地方去呢?就是深入了“不毛”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有悖于诸葛亮南征的目的。
    那么,“不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历史。后主刘禅即位之后,蜀汉人心尚未稳定,雍闿、孟获叛乱,严重危及蜀汉政权。诸葛亮要实现“思惟北征”一统汉室的宏伟目标,首先就要进行南征,平息叛乱。蜀汉建兴三年春,忽闻魏文帝曹丕兴兵征吴,诸葛亮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调集兵马,向南中进军。到是年秋“遂平四郡”,这里所指的四郡,即: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四郡。这四郡是不是“不毛之地”呢?据《华阳国志&#8226;南中志》介绍:益州郡素有“盐池田鱼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永昌郡又是“金银宝货之地”;《后汉书&#8226;西南夷传》中也提到:到这四郡做官的“皆富及累世”,有的甚至“富及十世”。可见南中地区显然不是不毛之地了。如果把《出师表》中的“不毛”解释为“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或“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肯定是不确切的。
    既然如此,“不毛“到底指哪里呢?笔者推测是指缅甸东北部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就是三国时候的永昌郡辖地。这个永昌郡,原为哀牢国地。“其国土肥沃,居民从事农耕、纺织等业,并与交趾、大秦贸易”(《辞海》352页)。东汉时哀牢王要求内属,东汉政权将原哀牢国地与益州郡析出的六县,共置为永昌郡。东汉的永昌郡就包括了今天的云南西部及缅甸东北部地区,是当时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雍闿、孟获叛乱的中心,诸葛亮对这样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不会放过,很有可能到过这里;其次是:印度古代梵文称缅甸为“缅玛”,缅甸语自称为“不毛”,故此英语译作Burmd,即“不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毛”应是实指某一地区,而这个地区,就是永昌郡的今缅甸东北部地区,这才符合诸葛亮《出师表》的原意。
   
    附注:本文根据笔者旧作改编,特此说明。[/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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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9 09: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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