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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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
上个世纪中人们还确信，公元9年是德国历史开始之时。这一年日耳曼族舍鲁斯克部落的一位首领阿米纽斯在托伊托堡森林战胜了3个罗马军团。阿米纽斯被认为是第一位民族英雄。关于他生平的更详细情况，人们却不得而知。1838－1875年间，人们在德特莫尔德附近为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

今天人们不再这样简单地看待事情了。德意志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德意志”一词大约始见于公元8世纪，开始时仅表示在法兰克帝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语言。这个在卡尔大帝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的帝国，包括许多部族，其语言或属日尔曼语族，或属罗马语族。卡尔大帝死后（814），帝国未几即分崩离析。在分配遗产过程中出现了西部帝国与东部帝国，两者之间的政治界限大致与德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界限相当。东部帝国的居民后来才逐渐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德意志”这个名称从语言转为讲这种语言的人，最后才用以称谓他们的居住地区（“德意志国”）。

德国西部边界较早就已确定并始终保持稳定，而东部边界则相反，它在许多世纪中一直变化不定。公元900年前后，它大体上以易北河及萨勒河为界。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德意志居民垦殖区向东方纵深扩张，直至14世纪中叶方告停止。当时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国界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世纪全盛时期：人们通常以卡洛林王朝绝嗣，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被选为国王的911年作为东法兰克帝国向德意志帝国过渡的开始。康拉德一世被视为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当时的正式称号是“法兰克国王”，后称“罗马国王”；11世纪开始帝国的称号是“罗马帝国”，13世纪后称为“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时又附加“德意志民族”于前）。帝国是选举制的君主国；国王由高级贵族选出，同时奉行“血统法”，即：新国王应同其前任有血缘关系。但是，该原则时遭夭折；重复选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中世纪时帝国不设都城，国王以巡游为治。帝国无赋税，国王收入主要来自托付他管理的“帝国财产”。他的权威并不理所应当地得到承认：只有靠军事实力和巧妙的联盟政策，他才能获得部族中强大的公爵们的尊敬。康拉德的继承者，萨克森公爵亨利希一世（919－936）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973）更是青出于蓝。奥托使自己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962年他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一事就显示了他的权势之盛。

从此，德意志国王就有登基为帝的资格。观念中的皇权是无所不包的，它赋予拥有者以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力。然而，这种观念从未完全在政治上成为现实。为了接受教皇加冕，国王非亲自前往罗马不可。这就开始了德意志国王的意大利政策。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统治维持了300年之久，从而在德国的大计上不能遇事亲躬。奥托的继承者们统治期间为此经受了严重的挫折。继任的萨利尔王朝再次出现繁荣。亨利希三世时（1039－1056）德意志王室和帝位均达权力的最高峰；主要是坚决保持了它们对教皇的优先地位。亨利希四世（1056－1106）却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关于主教任命权的斗争中（授职之争），他虽然表面上对教皇格里哥里七世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赴卡诺萨的赎罪之行（1077）对皇位来说不啻是一次不可挽回的丧失声望之举。从此以后，皇帝和教皇就平起平坐了。

1138年开始了施陶芬王朝的百年统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洛萨（1152－1190）在同教皇、意大利北部诸城市以及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萨克森公爵雄狮亨利希的斗争中重新振兴了皇室。然而，在他统治期间，领土开始四分五裂，最后削弱了中央权力。巴巴洛萨的继承人亨利希六世（1190－1197）和弗里德里希二世（1212－1250）时期尽管皇室权力强大，这一发展仍在继续。宗教的和世俗诸侯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

随着施陶芬王朝的衰亡（1268），西方的无所不包的皇权实际上已然终结。德国内部各种纷争的力量使它无法成为民族国家，而当时这一过程却正在西欧其他国家中进行。这是德国人成为“后起民族”的根源之一。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哈布斯堡王室中第一个登上皇位的是鲁道夫一世（1273－1291）。皇权的物质基础如今不再是已失去的帝国财产，而是各王朝的王族财产；王族领地权政策成为每个皇帝的主要利益所在。

卡尔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是一种帝国基本法，它赋予7位地位显赫的侯爵（选帝侯）以选举国王的特权以及其他大邦诸侯没有的另外一些优先权。在那些小伯爵、领主和骑士逐渐失去作用的时候，城市的影响因其经济力量而不断扩大。城市同盟的缔结使城市进一步强大。这些同盟中最重要的汉萨同盟成为14世纪时波罗的海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

1438年开始，帝国虽然表面上仍为选举制的君主国，而王权却实际上由那时已成为最强大地区势力的哈布斯堡王族掌握。15世纪时，要求帝国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一个不经过教皇加冕而即位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试图实现这一改革，但无成效。由他创建或改组的帝国议会、帝国专区、帝国法院等机构虽然一直存在到帝国结束(1806），却未能阻止其继续分裂。出现了“皇帝与帝国”的二元制：一方面是帝国首脑，另一方面是选帝侯、各邦侯爵和诸城市。皇帝的权力由于他们在选举时同各选帝侯达成的“屈从”协议而受到限制并越来越有名无实。各邦侯爵，尤其是大邦侯爵以削弱帝国权力来大张旗鼓地扩充自己的权力。然而帝国继续存在：皇冠的光辉尚未消失，帝国的思想仍然生气勃勃。帝国大联合为中小各邦提供保护，使之免受强邻的侵犯。

城市成为经济力量的中心，它们首先从不断发展的贸易中得到好处。纺织工业和采矿业中出现了超越手工业者行会系统，和远途贸易一样带有早期资本主义特色的经济形式。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发生了以文艺复兴和和人文主义为标志的变化。这种新觉醒的批判精神的矛头所向首先是教会的诸种弊端。

宗教分裂的时代：1517年以来，主要在马丁·路德的活动影响下，郁积的对教会的不满在迅速展开的宗教改革中爆发了，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动荡之中。1522/23年爆发帝国骑士起义，1525年发生的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政治与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第一次较大的革命运动。两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或血腥镇压。宗教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各邦侯爵。经过曲折的斗争，他们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获得决定自己的臣民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利。新教被承认为同天主教平等的教会。德国的宗教分裂从此成为定局。斯时在位的皇帝是卡尔五世（1519－1556），他通过继承成为卡尔大帝以来最大的世界帝国的君主。他殚思极虑谋求世界政治的利益，却在德国难酬壮志。他退位后帝国分裂，德意志各侯国和西欧各民族国家构成了新的欧洲国家体系。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期，德国五分之四为新教势力范围，然而教会之争并未就此结束。后来的几十年中，天主教又夺回了许多地区（所谓的“反宗教改革”）。教派对立因而加剧，导致了宗教党派的出现：新教联盟（1608）和天主教同盟（1609）。波希米亚的一次地方性冲突竟至引起了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后来扩大为政治矛盾和宗教对立迎头撞击的全欧性争斗。1618－1648年间，德国的大片地区田野荒芜，人烟断绝。

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将德国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和瑞典，并确认瑞士和荷兰退出帝国联合。和约赋予帝国各阶层在处理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一切重大主权并允许它们与外国伙伴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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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时代：近于独立自主的各邦国效法法国的政体，选择专制主义制度。它赋予君主以至高无上的权力，采用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行有条不紊的财政制度和建立常备军。许多侯爵雄心勃勃地想使自己的国都成为文化中心。他们中间的“开明专制主义”代表人物促进科学和批判性的思考－当然是在他们的政权利益范围之内。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专制统治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强大起来，例如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后来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都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奥地利击退了土耳其的进攻，取得了匈牙利和迄今为止的土耳其巴尔干国家的一部分，上升为强国。18世纪时，它遇到了对手－在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统治下成为头等军事强国的普鲁士。两国的部分领土均不属于帝国，都推行欧洲大国政策。

法国大革命时代：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德意志邦联：对拿破仑的战争获胜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了欧洲的新秩序。许多德国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落了空。取老帝国而代之的是各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是唯一的机构，却并非选举产生的议会，而是一个使者会议。只有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意见一致时，邦联方能有所作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邦联认为其主要任务是压制一切争取统一与自由的努力。新闻和出版受到严格的审查，大学被监视，政治活动几乎无任何可能。

在此期间，与这种反动倾向相对抗的现代化经济开始发展。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从而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通车。工业化开始了。随着工厂的出现，产生了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时，他们在工厂中经济境遇较好，但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很快导致劳动力过剩。此外由于无任何福利方面的立法，产业工人群众饥寒交迫。社会紧张状态引起了暴力行动，例如遭到普鲁士军队镇压的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最初的工人运动只能缓慢地形成。

1848年革命：与1789年革命不同，1848年法国2月革命在德国立即引起了反响。3月，在邦联的各国中都发生了人民起义，并强使惊慌失措的邦君们作出某些让步。5月，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选举奥地利公爵约翰为帝国摄政王，并设立了一个既无权力，也无威信的帝国部。在国民大会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争取实现有限选举权的君主立宪制的自由中间派。国民大会从保守派到激进民主派的分崩离析，已略具后来党派纷争的雏形，给立宪带来了困难。即使自由中间派也无法解决在“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拥护者，即主张或反对德意志帝国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人们之间的涉及一切党派的矛盾。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它试图将新、旧事物结合起来并规定成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政府。但是，当奥地利坚持要将它的包括几十个民族的全部国土并入未来的帝国时，小德意志方案获胜。国民大会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德国皇位。国王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想以九五之尊向一场革命感恩戴德。1849年5月，想“自下而上”地强行实施宪法的人民起义在萨克森、法耳茨和巴登遭到失败。这样，德意志革命败局已定。绝大多数成果得而复失，各国的宪法都作了反动的修改。1850年德意志邦联重新建立。

普鲁士的兴起：50年代是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德国成为工业国家。它的生产规模虽然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增长速度方面已超过了它。带头发展的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普鲁士也在德国的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经济力量增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信心。1861年成立的德国进步党在普鲁士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当政府打算使军队结构变得反动时，该党拒绝向政府提供资金。新任命的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62）接受这个较量，在执政的多年内预算均未按宪法规定经议会批准。进步党的反对不敢超出议会反对党的范围。

俾斯麦通过外交方面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内政方面的不利地位。在德－丹战争中（1864），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先由普奥两国共管。然而，俾斯麦一开始就蓄意吞并这两个公国，不惜同奥地利公开冲突。在德意志战争中（1866），奥地利败北，不得不脱离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包括美因河以北所有各邦在内的北德邦联，俾斯麦任邦联宰相。

俾斯麦帝国：俾斯麦这时按小德意志方案精神致力于完成德国的统一。在德－法战争中（1870/71），他粉碎了法国的抵抗。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一场外交冲突。法国不得不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巨额赔款。在战争的爱国主义激奋下，南德各国同北德邦联联合成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为德国皇帝。

德国的统一不是“由下而上”地由人民决定，而是“自上而下”地通过侯爵条约实现的。普鲁士权压群邦，诸国皆有新帝国即“大普鲁士”之感。帝国议会按普遍、平等的选举法选举产生。它对政府的组成虽无影响，却可通过参与帝国立法以及审批预算的权利影响政府活动的进行。帝国宰相虽然只对皇帝而不对议会负责，但是他必须在议会中为自己的政策争取多数。各邦国的人民代表机构的选举还不统一。11个德意志邦国还在实行取决于税收收入的等级选举法，其他的4个邦国还存在着将人民代表机构按社会等级划分的老一套做法。议会传统较悠久的南德诸邦国于20世纪初改革了选举法。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都在适应帝国议会选举法。德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加强了经济上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尽管如此，贵族和主要由贵族阶层人士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上始终举足轻重。

俾斯麦任帝国宰相长达19年。他试图通过坚持不懈的和平政策与联盟政策在欧洲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为帝国创立一个稳固的地位。他的对内政策与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政策全然相悖。对于当时的民主倾向，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政治上的反对派被他一概斥之为“反帝国分子”。他执著地，最后终于一事无成地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反对政治天主教会并且特别反对由于“社会主义者法”而遭特别法迫害达12年之久（1878－1892）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样，尽管有先进的福利法规，正在茁壮成长的工人阶级同国家仍然离心离德。1890年俾斯麦被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罢黜，最终成为自己所定制度的牺牲品。

威廉二世想亲自执政，但是缺乏为此所需的知识和毅力。他更多的是通过言论而不是通过行动给人以威胁和平的暴君的印象。在他的统治下进行了向“世界政治”的过渡；德国试图赶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优势地位，却越来越陷于孤立。威廉二世试图争取工人阶级支持他的“福利帝国”而未迅速获得希冀的结果，于是在内政方面很快就采取反动的路线。他的辅佐们依靠的是保守派和资产阶级营垒中变化无常的联合。社会民主党虽然是拥有百万选民的最强大政党之一，却仍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遇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于谁应该对这场战争承担罪责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以法国、俄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双方肯定都无意打仗，但是都准备冒一定的风险。各交战国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战争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即使动武也在所不惜。德国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法国的计划并未奏效。实际上，德国在马恩河一仗败北后，西线战势就僵持不下，成为阵地战，最后又以双方损失惨重，军事上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达到顶点。战争伊始，德皇即退居次要地位，软弱的帝国宰相们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屈从于以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为名义统帅，由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掌握实权的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压力。1917年美国参战，终于决定了端倪早现的战局，即使俄国革命和东线的停战也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虽然德国已元气大伤，鲁登道夫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直至1918年9月仍坚持“胜利的和平”，但却出人意料地要求立即停火。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崩溃。1918年11月皇帝与各邦国君毫无抵抗就逊位了，无人再去为保卫这个靠不住的帝国出力。德国变成了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政权落入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他们中大多数人早已放弃了早年的革命观点，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旧政体按部就班地向新政体过渡。工业和农业中的私有财产依然不可侵犯；思想上多半是反对共和国的旧官员和法官全被留用；帝国的军官团保留了对军队的指挥权。左翼激进势力企图将革命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推进，遭到武力反对。1919年1月选举产生的、在魏玛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帝国新宪法的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票的是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这3个彻底共和主义的政党。但是，在20年代时，对民主国家或多或少持保留态度的那些力量在人民和议会中越来越强大。魏玛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敌人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而拥护者却只是三心二意地在捍卫它。特别是战后的经济困境以及德国在1919年被迫签字的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引起了人们对共和国的重重怀疑，其结果是国内政局愈益不稳。

1923年战后的混乱达到高潮（通货膨胀、鲁尔区被占、希特勒政变、共产党的颠覆企图）；嗣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出现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平静。古斯塔夫·施特雷塞曼的外交政策通过洛迦诺公约（1925）和加入国联（1926）使战败的德国重获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艺术和科学在“黄金的20年代”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活跃的繁荣期。1925年，第一任帝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后，前陆军元帅兴登堡作为右翼候选人被选为国家元首。他虽然严守宪法，但内心里对共和制国家却从无好感。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魏玛共和国开始每况愈下。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都利用了失业和普遍的贫困。议会中已无具有执政能力的多数；各届内阁都仰仗总统的支持。迄今为止无足轻重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以貌似革命的宣传将极端反民主的倾向和疯狂的排犹主义结合起来，从1930年起扶摇直上，并于1932年成为最强的政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在内阁中，除了他的党羽外还有几名右翼营垒的政治家和无党派专业部长，因此，存在着阻止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独裁的希望。

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希特勒很快就除掉了自己的盟友。他利用各资产阶级政党都赞同的一项“授权法”为自己确保了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并取缔了除纳粹党外的一切政党。各个工会均被捣毁，基本权利名存实亡，新闻自由被取消。执政当局对己所不悦之士进行肆无忌惮的恐怖镇压。成千上万的人不经法庭程序就被关进了匆忙建立的集中营。议会的各级机构被取缔或被剥夺了权力。1934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身兼总理和总统，并作为最高统帅掌握了在此之前还有些独立性的国防军。

在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年月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还没有在多数德国人心中扎根。首先是长期内政混乱、政敌之间的武斗直至流血巷战以及由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大批失业等现象都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希特勒却通过各种就业和扩军计划恢复了经济并迅速减少了失业。此外，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也为他提供了有利条件。

希特勒开始时几乎能势如破竹地达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目的，也更加加强了他的地位：1935年，一直由国联管理的萨尔地区回归德国，同年，帝国恢复了国防主权；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从1919年以来就已非军事化的莱茵河地区；1938年奥地利并入帝国，西方国家纵容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所有这一切使希特勒得以容易地实现其另外的目标，尽管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勇敢地抵抗独裁者的人士。

甫得政权，纳粹当局立即开始实行它的反犹太人计划。犹太人的各项人身权利和公民权利被逐渐剥夺。谁有办法，就设法逃亡国外以摆脱迫害。

对政治上的反对者进行迫害和压制言论自由同样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祖国。许多最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逃亡国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然而，希特勒的野心更大。他一开始就在准备一场他藉以统治整个欧洲的战争。1939年3月他让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就已证明了这一点。1939年9月1日，他进攻波兰，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历时5年半，使欧洲的大片土地成为废墟，夺走了5500万人的生命。

德国军队首先征服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在苏联境内几乎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北非已危及苏伊士运河。在被占领国内建立了冷酷无情的占领政权。然而，抵抗运动不断发生。1942年纳粹政权开始“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凡是能被抓到的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并被杀害。被害者总数估计达600万人。这一滔天罪行开始的那年，战争发生了转折；从此德国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

纳粹政权的恐怖统治以及军事上失利加强了国内对希特勒的抵抗。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来自人民的各阶层。1944年7月20日一场主要由军官发动的起义失败。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逃过了一次定时炸弹的暗杀，于是进行血腥报复。参加反抗的社会各阶层4000多人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被处决。抵抗运动的杰出人物，代表着所有的牺牲者的有路德维希·贝克上将、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尔特勒和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

战争在继续。希特勒不顾巨大伤亡仍顽抗至全国被盟军占领。1945年4月30日，这个独裁者自戕殒命，他在遗嘱中指定的接班人海军上将邓尼茨8天后无条件投降。

athenachou

晕~
小白，怎么不给译成d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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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的历史定向：1945年5月8日/9日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后，在海军上将邓尼茨领导下的最后一届帝国政府还存在了两个星期。随后，政府成员被逮捕。后来战胜国在纽伦堡法庭上控告他们和纳粹专政统治的其他高级官员犯有破坏和平及违反人道的罪行。

战胜国－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于6月5日掌握了在帝国土地上的最高权力。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伦敦会议纪要（1944年9月12日）以及后来达成的协议行使对德国的绝对管辖权。这一政策的基础所造成的结果是德国分为3个占领区和一个分为3部分的首都柏林以及3个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共同管制委员会。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克里米亚半岛）会议上，法国被三大国纳入它们的圈内，作为第4个管制国并获得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宣布的意图是取消德国国家的存在，而并非分割帝国的领土。斯大林对保留德国这个经济统一体尤为关心。他要求赔偿苏联由于德国的入侵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其赔款数额之高绝非一个占领区所能承担。除了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莫斯科还要求将德国全部工业企业的80％完全转让给苏联。

在提出最初几个内容迥然不同的计划之后，美、英也转而主张保留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整体德国。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战争赔款的贪欲，而是因为，大约从1944年秋季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全球的均衡体系作通盘考虑时，正谋求中欧局势的稳定。在这一点上，德国经济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他当机立断，摒弃了臭名昭著的摩根陶计划（1944年9月）。根据该计划的建议，德国人民将来应以农耕为生，德国将划分为北方德国和南方德国。

然而，战胜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原来目标－建立欧洲战后秩序－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废除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以及教育德国人信奉民主等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另外，西方战胜国同意将德国人从波兰管辖下的德国东部地区、普鲁士东北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该协议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西方国家允诺将“人道地进行”这一遣返工作，事实却截然相反。嗣后大约775万德国人被粗暴地驱逐出境。他们为德国的罪过，也为由于苏联占领柯尼斯堡和波兰东部造成的波兰西部边界的推移付出了代价。仅在保留4个占领区作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最低限度的一致意见。在此期间，各占领国至少首先可以从自己的占领区中去清算赔款。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就为今后的事态发展从根本上定了向：不仅由于对战争赔款问题的处理，而且由于4个占领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联系，德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埋下冷战伏笔的国家。在此期间，各个占领区开始了建设德国政党和行政机构的工作。在苏战区，这一工作在严格控制下迅速地进行。早在1945年，那里就允许按占领区许可的标准组建政党和建立若干中央行政机构。

在3个西方占领区，政治生活是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的。开始时，只允许成立地方级的政党，在各州建立后才获准成立州级的政党。按占领区许可的标准的政党联合是以后的事情。全占领区的行政机构尚处萌芽状态。鉴于非制定一个大规模的超越州界和占领区界的规划不足以解决尚处于断垣残壁中的国家的物质匮乏问题，而4国管理机构已名存实亡，美国和英国遂于1947年决定在经济上合并它们两个占领区（双占区）。

东西方统治制度的分歧以及在各个占领区内对赔款政策的不同处置导致了整个德国财政、税收、原料及生产政策的运作失灵。其结果是，各地区后来的发展大相径庭。法国起初对交叉的经济管理方式（双占区/三占区）漠然置之。斯大林提出共管鲁尔区的要求，同时又在苏联占领区（苏占区）对外实行坚壁。对这些独断专横的措施，例如1946年4月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被迫联合成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西方人士对此一筹莫展。

面对着苏联占领区正在变本加厉地转为共产主义专政这一事实，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大力推进自己占领区的建设。对西方占领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减少西占区的贫穷与匮乏，并着手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制度。

化干戈为玉帛：在西部德国，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斯大林占领波兰和对波兰的边界划定被说成是纯系暂时现象。按照他的计划、西方盟国在西部德国的驻军正从占领与监督力量变为保卫力量。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倡议，并终于在说服了法国之后，建立了“三占区”作为西方统一的经济区。在1948年２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以后出现的苏联再次向西方推进的危险，使法国终于明智地考虑了西方的联盟问题。伯恩斯的设想后来在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3月17日）以及最后在北大西洋条约（1949年4月4日）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对这样一个条约集体的运作能力来说，西部德国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组

织是绝对必要的。在荷、比、卢三国首次参与下，法国、英国和美国相应地在伦敦六国会议上（1948年2月23日至3月3日；4月20日至6月1日），就西方占领区的共同国家制度问题取得一致。

1948年3月20日，苏联代表索柯洛夫斯基元帅在管制委员会第82次会议上要求了解关于伦敦会谈的情况。当他的西方同事对此作了支吾其词的回答时，索柯洛夫斯基就离开了管制委员会，并从此一去不返了。

当西方国家正忙于制定西部德国各州州长推荐名单，准备召开一次立法大会时，斯大林以西部德国采用德国马克（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一事为名，打算以封锁西柏林来迫使其并入苏占区。1948年6月23日夜间，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所有通道全部被封锁。东占区停止对该市的能源供应。苏占区不再供应食品。直至1949年5月12日，对西柏林的供给全靠同盟国的一道空中桥梁。同柏林这座作为西方国家政策及生活方式前哨阵地的城市的亲密无间以及美国所显示的实力促使西部德国决心同占领国合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从1946年以来，西部德国就获得美国的对外援助（政府救济占领区拔款－GARIOA计划）。但是，直到向“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作斗争的战斗纲领（马歇尔计划）实施时，西部德国才获得推动它的复兴所需的决定性援助（从1948年至1952年为14亿美元）。在苏占区实行工业国有化的同时，西部德国一边进行货币改革，一边逐步贯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1947年提出）。新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堕落沉沦”（瓦尔特·奥伊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对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束缚。这一经济制度在波恩的基本法中，由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以及由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制结构予以补充。为了突出强调临时性质，制订的宪法有意识地被称为“基本法”。最终的宪法应在恢复德国的统一之后才制订。随着波恩议会理事会的庄严宣告，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生效。

1948年7月1日（法兰克福文件），西方占领国委托西部德国各州州长制定一部宪法，因此，基本法中必然会注入西方占领国的许多设想。但是，基本法中同时也反映了从魏玛共和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无法制国家的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在男希姆湖岛举行的宪法大会（1948年8月10日至23日）以及波恩的议会理事会（1948年9月1日各州议会代表65人参加）都在基本法中把未来的各州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的政治力量同一个提前实现的法律保护原则联系起来。从此，一切打算取消这个自由、民主的根本制度以及用右的或左的专政取而代之的企图都要受到惩处和被禁止。联邦德国顺理成章地在一个自己的条款（基本法“欧洲条款”23）中允诺将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保证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福利的和联邦制的原则。这些允诺表明了对纳粹专制统治所总结的经验教训的直接反应。

在1945年以后方始积极活动的“元老们”当年深受纳粹制度带来的匮乏与窘困之害，如今他们将1848年和1919年的精神感召下的、同样也是从1944年7月20日的“良心的起义”中产生的民主传统带入了德国的复兴大业。他们在世界公众的心目中体现了“另一个德国”，获得了占领国的敬意。如第一位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伊斯（自由民主党）、第一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基督教民主联盟）、“经济奇迹”的“火车头”路德维希·艾哈德（基民盟），还有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库尔特·舒马赫或埃里希·奥伦豪尔以及世界主义者卡尔罗·施密特这些人物给了西部德国新建的政党以鲜明的特征。他们逐步地增加德国的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占领法规、彼得斯贝格协定、关贸总协定成员、参加欧洲煤钢联营）。1951年7月英国、法国和美国声明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接着在1955年1月苏联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通过西方一体化和欧洲的谅解确保安全：对于直至1963年为止个人对德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巨大影响（“总理民主”）的联邦总理阿登纳来说，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的重新统一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西部德国加入大西洋安全集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前提。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在占领状态被取消的同时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与此齐头并进的工作是共同扩建欧洲共同体（1957年罗马条约）。

阿登纳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因而1952年他同西方国家一起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在中立状态下将德国重新统一到奥得－尼斯河界的建议。该建议对他来说过于暧昧，以致他竟为此想拿联邦共和国迟疑不决的同西方的一体化来作孤注一掷。1953年6月1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不自由和“标准苦役”（汉斯·迈尔语）的起义遭到苏联坦克镇压。阿登纳的不信任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但是，事实也表明，没有莫斯科的参与，德国问题休想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此，清醒地从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原则考虑，同苏联这个欧洲最大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适宜的。

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民起义以及“人造卫星的震惊”（1957年10月4日）标志着苏联实力的显著增长。这一状况还表现于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中，而它首先表现在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晚夫要求西方同盟国在6个月中全部撤出西柏林的柏林最后通牒中。

西方的坚决拒绝促使赫鲁饶夫试图用花言巧语来在柏林问题上捞到好处。事实上，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明显地改善了气氛（“戴维营精神”）。然而，使波恩政府感到不快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在柏林的违法并未严重到要在德国境外将它看作是引起暴力冲突的原因。

随着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政府最高层换代，阿登纳对美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日趋式微，这使波恩对柏林的不安全感有增无减。虽然肯尼迪在其三“要点”（1961年7月25日）中保证通道自由、西方国家镇守以及西柏林的安全，但是，西方盟国对柏林筑墙（1961年8月13日）一事的反应也仅限于通过外交途径的抗议和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威胁姿态而已。莫斯科再次确保了它对保护国的统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用封锁装置、死亡地带和施加压力来镇压“以出走来表示否认”的人们。仅在筑墙前就有将近300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1961年7月外逃的就超过30000人。

尽管筑墙和1962年由古巴危机引起的紧张局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因在核武器问题上闹僵而不得不开始的谅解过程仍在继续。波恩必须相应地更加积极寻找自己的出路。同华盛顿的一时疏远，从外部看确实从“法国炽热的友情”中得到了补偿。随着1963年1月爱丽舍条约的缔结，德法和解达到高潮。该条约为两国人民的接近以及在许多领域里的积极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了突出强调双方关系的崭新特点，戴高乐在条约签字的几个月前对波恩进行的成功的国事访问时（1962年），谈到了“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将军说，人们必须更多地从悲剧而少从罪过这个范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西方的谅解政策和澄清同东欧关系的气氛是一致的。1963年12月，北约组织在雅典以它的分层次反应的战略（“弹性反应”）代替猛烈的报复（“狠狠报复”），就是一个相应的信号。

为了使僵持的前线略为松动，联邦共和国致力于至少同苏联的前沿阵地上的国家改善关系。在不正式放弃主张阻止其他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尔斯坦论点－其原则是，不和同民德保持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的前提下，阿登纳的接班人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将他们的政策建立在中欧的严酷的现实基础上。这样做也是对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新外交路线的回答。埃贡·巴尔在1963年7月15日为新路线创造了“以接近求变化”这个表达形式。

西方正在加紧合作，在欧洲煤钢联营（EGKS），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WG，1965年4月8日）的基础上成立欧洲共同体（EG）。不顾泛阿拉伯主义国家的抗议，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是德国谅解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1967年初，波恩同罗马尼亚建交。接着，1967年6月在波恩和布拉格设立了商务代表处。1967年12月的哈尔默报告明确规定，西方联盟的双重目的是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准备同东方集团进行对话。

除了与欧洲邻国的和解以及同西方国际社会的一体化之外，阿登纳特别重视弥补给犹太民族造成的损害。600万犹太人在纳粹有计划的灭绝性行动中被杀害。特别是第一任联邦总理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翁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对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正在出现的和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位政治家1960年3月14日在纽约华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会晤，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961年阿登纳在议会中强调指出，只有在物质上也进行了补偿，联邦共和国方能宣告，德国人已同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

早在1952年就已在卢森堡签订了第一个关于向以色列的犹太逃亡者支付重返家园补助金的协定。总计900亿马克中的1/3支付给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各组织，尤其是提供给为在全世界遭迫害的犹太人设立的救济基金“犹太人要求权谈判”。然而，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于1965年方始建交。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森严壁垒的情况下仍坚持两个德国的对话：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其他一系列坚壁措施（例如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过境交通须持有护照和签证的规定）以及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改革政策的打击（1968年“布拉格之春”），标榜社会主义地盘不可分割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未在已开始出现的缓和过程中造成严重的回潮。1969年4月，波恩声明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不超出它的国际法承认的范围内签订协议。

然而，事先不同莫斯科打招呼两德之间就想达成协议，此事谈何容易。当莫斯科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建议到达波恩时，对1969年10月21日社民党－自民党联合组成的政府的所谓“新东方政策”的条条杠杠一下子就划出了。

几个月之前（1969年3月5日），在阿登纳时代就坚决主张东西方谅解的古斯塔夫·海涅曼出任联邦总统。辅佐他的是积极反抗过希特勒专政的维利·勃兰特。在勃兰特领导下的政府竭尽全力建立全欧和平程序。世界政治的基础条件是有利的。莫斯科和华盛顿正在进行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SALT），北约建议就双方均衡裁军问题举行谈判。1969年11月28日联邦共和国参加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总的来说，新政府在大联合执政党内政方面的争吵不休（越南冲突、紧急状态法、奥斯威辛诉讼案、议会外反对派APO、知识青年文化造反）之后，在开始实施其谅解政策方面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莫斯科和华沙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会谈进行期间，波恩和东柏林都在探测彼此更加谅解的可能性。1970年3月19日，两个德国的政府首脑，勃兰特和施托夫在埃尔富特首次会晤。1970年5月21日，双方在卡塞尔继续接触。1970年8月，关于放弃使用武力和承认现状的条约得以在莫斯科签订。签约双方保证，不向“任何人”提出领土要求。

同年12月7日签订的华沙条约中确认现存边界（奥得－尼斯线）不可侵犯。华沙和波恩保证彼此没有领土要求，并表示了改善两国间合作的意愿。在一项关于人道措施的“信息报道”中，华沙同意德国人从华沙迁出并由红十字会安排他们的家庭团聚。

为使条约便于得到批准，法、英、美、苏签订柏林4国协定。协定规定，柏林西区不是联邦共和国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同时承认波恩对外代表西柏林的权力。此外，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联结关系”应予以改善，东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西柏林之间的关系应进一步发展（1970年12月17日过境交通协定签字）。在对勃兰特的不信任案未获通过后，联邦议院于1972年5月17日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的条约。绝大多数基民盟/基杜盟议员投票时弃权。联邦议院在一项关于各条约的“解释性决议”中强调指出，这些条约同和平恢复德国统一的目标并不矛盾。

东方条约最后由1972年6月以来的历次会议和谈判作为准备的两德基础条约加以充实而大功告成。在维利·勃兰特于1972年12月14日再次当选联邦总理之后，条约在同年12月签字已无阻碍。签约双方在条约中确认放弃使用武力和彼此不以武力相威胁，两德边界不可侵犯以及尊重两国的独立与自主。另外，双方还表示准备解决实际的和人道方面的问题。根据双方关系的特殊性，还决定建立“代表处”，而不是通常的大使馆。在缔约时，联邦政府在一封信中继续强调了它对德国统一的意志。巴伐利亚政府要求联邦宪法法院证实该条约与此目的并行不悖。此外还确定，德意志帝国在国际法上继续存在并和联邦共和国部分相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被认为是外国，而只能作为本国。

白色十字架

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共和国签订布拉格条约。条约中认为1938年慕尼黑协定“按照本条约的精神”已属无效。条约中还就边界不可侵犯以及放弃使用武力等问题取得一致。

在维也纳进行关于双方均衡削减军队谈判（MBFR），苏美达成一项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35国在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也继续致力于实行均衡政策。他于1974年5月16日接替因间谍案（纪尧姆事件）而辞职的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

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文件（1975）中预告的过境交往中的迁徙自由以及更多地尊重人权及公民权等等，成为反抗中欧和东欧僵化的政权的基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们着想，联邦共和国继续坚持其谅解和团结的政策。

例如，1978年和东柏林达成的建造柏林－汉堡高速公路以及修复通往西柏林的过境水路等协议都耗费了联邦共和国巨额开支。此外，赎买民德政治犯的工作仍在进行。波恩最后为33755人的释放以及为250000个家庭的团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付了35亿多德国马克。

“导弹之争”反对缓和政策：西欧的联合继续取得进展。而在东欧，缓和的10年结束，80年代开始时，新的冲突加剧。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及波兰宣布战争法规，和在苏联布置新的中程导弹（SS20）一样，导致了东西方关系中的气氛恶化。双方大有重新剑拨弩张之势。

北约组织对于安全平衡中出现的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以决定从1983年起扩充导弹储备作为回敬。同时，建议苏联就军备监督问题举行谈判（北约双重决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联邦德国以不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抗议。美国倡议的所谓“零点方针”旨在打破僵局。它规定在苏联削减中程导弹的同时，北约放弃驻扎潘兴II导弹以及新的巡航导弹。

为了避免出现安全方面的漏洞，联邦总理施密特一方面坚持对扩充军备问题作出抉择，同时致力于将两德关系中受到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管党和国家首脑埃里希·昂纳克正热衷于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国籍，为西方访问者规定的最低限度兑换金额标准大幅度提高，联邦总理施密特仍然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自始至终并未获得昂纳克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昂纳克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顽固不化也是对要求经济改革、自由和裁军的邻国波兰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正在增长的抗议态度的反应。

然而，不仅在东方和在关于导弹问题的争论中丧失了威信。在波恩，自由民主党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并开始从联合中游离出去之后，社会民主党基层因联邦总理施密特毫不动摇地坚持北约组织的双重决定，还由于和平运动及部分地由于工会的压力，宣布与他分道扬镳。1982年10月1日，赫尔穆特·科尔通过一项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成为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首脑。他维护了联邦政府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在谋求统一的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和保障的努力中同巴黎与华盛顿继续进行合作。尽管和平示威游行声势浩大，赫尔穆特·科尔政府不为所动：1983年11月，德意志联邦议院同意补充军备。这样就加强了西方联盟的可信性，并且避开了北约组织的一场危机。

8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开始新的裁军对话。在联邦共和国新布置的导弹在此之后不久即又拆除。

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衰亡至德国的统一：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莫斯科的产物。它从一开始起就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和红军驻扎在当地为基石的共产主义专政。命令主义的经济、秘密警察、统一社会党的无限权力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人民和统治机器之间越来越离心离德。物质方面和社会福利方面－通过国家定价和对个人的津贴－的廉价的基本供应，使封闭型的制度有可能寓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所谓的小生境生存之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劳动者”的满足一样，造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心态，认为在东方集团内部尽管要向苏联缴纳极高的赔款，但是最高的工业生产和最高的生活水平已指日可待。

尽管进行了种种宣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原来力争在经济上超过西方云云始终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源耗竭以及由于中央集权制和计划经济造成的生产力萎缩迫使统一社会党政权漫天许愿而无法兑现。接受西方大笔贷款的情况越来越多。消费品领域里的原则是全凭一时心血来潮。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环境）杂乱无章。

对全体人民的无孔不入的暗中侦察、思想渗透以及声嘶力竭地呼吁团结，使“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的领导权首先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不过是敷衍塞责的连篇空话。相反，民众要求的是自决与共决权，首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以及更多更好的消费品。

当布置导弹、美国政府拟订的建立依靠太基进行防御的体系（战略防御计划SD1）计划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推行的挑衅计划（例如，在勃兰登堡门旁筑起第二道围墙、阻碍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使外交方面的大气候更为恶化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使他们的领导陷入了困境。例如，准备出国的公民在未获明确答允他们去西方旅行之前，拒绝再离开联邦共和国设在东柏林的常驻代表处。为了方便人们办理手续，

联邦政府多次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巨额银行贷款。

1985年年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联邦共和国在东柏林的常设代表处以及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寻求出境前往联邦德国的可能性。苏联共产党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3月份去世的康斯坦丁·契尔沃年柯的接班人－于1986年宣布，至世纪交替时消灭核武器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总书记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私人会晤、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欧洲信任与裁军会议（KVAE）以及欧洲削减常规军队谈判准备（VKSE）表达了东西方之间进行对话的新的决心。它促成了两个德国在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许多协议。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箴言“改革”与“透明度”的推动力，统一社会党领导却避之唯恐不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将本国人民对他们的期待置若罔闻，引起了8月13日（筑墙日）在东柏林的示威游行。赫尔穆特·科尔在昂纳克到波恩进行公事访问（1987）时对客人的下面一番话是针对仍在继续进行的分裂德国的行动而说的。他说：“我们尊重现有的边界，但是，我们要在和平的道路上通过谅解的过程克服分裂”...“我们对维护我国人民的生存基础负有共同的责任。”

在裁军道路上的一个进展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签订的中程导弹弹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在3年之内，美国和苏联布置在欧洲的、射程为500至5000公里的导弹将全部撤出并销毁。作为相应措施，联邦政府宣布准备销毁它的72枚潘兴IA导弹。

普遍的缓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的结果是，人民更加强烈地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改革。1988年初，在东柏林举行的游行中，“民间教派”和平运动的120名成员被捕。在盖特塞码内教堂内为被捕者举行了一次代人祈祷礼拜。参加者有2000多人。两周后达到4000人。在德累斯顿，警察驱散了一次要求人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示威游行。

1989年9月，匈牙利为愿意出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开放边界，从而使数千人得以通过奥地利到达西方。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清规戒律的这一突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人起来采取抗议行动。教会之外的参加者人数也在增加。1989年10月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大讲排场地庆祝建国40周年时，首先在莱比锡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我们是人民”）。越来越清楚的是，昂纳克控制下的民德领导已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了。

最后，为了挽救统一社会党政权于未倒，昂纳克于1989年10月18日被迫辞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职务。埃贡·克伦茨继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国家首脑。他许下的“转折”诺言，因群众对他本人的不信任而告失败。大势所趁，部长会议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总辞职。

这场兵不刃血的“温和革命”造成了国家机构的一种瘫痪。于是才有可能在1989年11月9日晚由统一社会党柏林区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的一项意义模棱两可的涉及迁徙自由的新旅行法。结果是开放了柏林边界通道，人们通宵达旦地狂欢。界墙打开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给人们数十年来追求的德国重新统一带来了契机。因此，联邦总理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公布了一个“十点纲领”。该纲领应有可能借助联邦制结构建立一个条约集体并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化为先决条件。

1990年1月15日，莱比锡150000人在“德国－统一的祖国”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那里的人们不信任汉斯·莫德罗领导下的新政府。西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民德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波兰和匈牙利正在进一步摆脱莫斯科的领导，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2月被推翻。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脱离华沙条约，安全政策方面的均势就必然会丧失。面对这一局面，戈尔巴乔夫仍然不动声色。从西方也传来劝告说，在建立一统时，要“顾及德国诸邻国的合法的忧虑”（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柏林语）。最后，统一过程的继续进行只有在波恩保证不将统一问题同移动现有边界联系在一起、一旦统一后不将北约的结构扩展到原民德地区内，并为了平衡战略上的受益同意削减德国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美国总统布什同意统一的条件是，联邦共和国继续留在北约组织内。

1990年3月18日在民德举行了40年来首次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洛塔·得·梅齐埃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DSU）、民主觉醒（DA）、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在眼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那里的多数公民已决定加入联邦共和国之后，波恩遂与得·梅齐埃尔议定于1990年7月1日成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1990年8月人民议院表示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快加入联邦共和国。8月31日，相应的“统一条约”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秘书克劳泽和联邦内务部长朔伊布勒签署。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建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和图林根各州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州。柏林被定为首都。基本法略作修改后对加入的地区生效。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同联邦总理科尔和外交部长根舍的会谈中对两个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统一大业终于水到渠成。其先决条件是联邦共和国放弃使用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将军队削减至370000人，并在苏联部队驻扎期间不将北约组织结构扩展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双方议定苏联部队在1994年年底以前撤出。有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所谓的二加四条约亦于1990年9月顺利签订。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两个德国的代表在条约中确认统一的德国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邦共和国和柏林的地区构成。德国的外部边界被承认为最终边界。考虑到波兰特殊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安全的要求，波恩和华沙在一项补充条约中保证彼此尊重双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随着统一条约和二加四条约的批准，4个战胜国对涉及“作为整体的柏林和德国”的权利与义务终止。德国从此重新获得它在45年前纳粹独裁统治垮台时失去的内政与外交全部主权。

为未来定向：在德国实现统一以及由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体系崩溃引起了巨大政治变化后，联邦共和国及其伙伴继续面临着巨大挑战。尽管已经朝着这些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几步，仍然存在着重要的任务：

必须加紧进行新联邦州的建设和完成德国内部的统一。
欧洲联盟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加强。
必须建立与维护一个全球的和平与安全结构。
国家的、欧洲的以及全球的任务密切相联。新联邦州的建设与巩固丝毫不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若不向中欧与东欧的改革国家开放，则不能获得新的形象。必须在经济上，但也在政治上将中东欧国家逐步引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共同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联盟与俄罗斯于1994年6月24日在科尔夫岛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协定。联邦政府给予俄罗斯的广泛援助符合它对民主改造过程的成功以及政治价值方面的新的共同点的深切关注。从1989年底至1994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和现独联体国家的支出和正在履行的义务达900多亿马克。在这方面，德国对独联体国家政治与经济改革过程的援助措施的绝大部分是信贷保证和高达471亿马克的赫尔梅斯出口信用保险。

尽管在国家开支方面厉行节约，联邦共和国在今后几年中仍将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它在关心从经济上改善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生存基础的同时，也改善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受援国尊重人权的情况是联邦政府提供发展援助资金的一个重要标准。

德国向联合国交纳会费占交费国第三位（联合国预算的8.9％），支付北约组织预算的22.8％和西欧联盟预算的28.5％。这突出表明了联邦政府始终恪守至今奉行的政策，决心在双边及多边交往中为稳定及保障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申请在世界安理会的一个常任席位。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求，1993年夏，联邦国防军的一支运输部队首次在索马里的“安定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这项执勤在德国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1994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判决，德国可以其武装部队在北约组织和西欧联盟行动范围内参加执行旨在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任务。这也适用于根据卡尔斯鲁厄法院对德国武装部队参加由联合国建立的维和部队的判决。1995年12月6日，联邦议院以多数票通过关于联邦国防军4000名士兵在联合国维和范围内在波斯尼亚地区执行任务的决定。1997年初，德国国防部长在取得德国联邦议院同意后，将联邦国防军3000名士兵置于由北约领导的波黑地区国际维和部队“稳定力量”（SFOR）部队的指挥下。德国在原南斯拉夫的国际警察部队（FPTF）中的警察分担额占第二位。

在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上：1999年1月1日，德国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计划中确定了在通往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打算。德国担任理事会主席的第一个重点是计划结束关于“2000议程”的谈判。这方面主要涉及联盟的任务、支出以及资金筹措。另外一个目标是加强关于欧盟东扩的谈判。

随着1993年的开始，当时的欧共体12国内部共同大市场开放。该市场将3.45亿欧洲人联合成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经济区。除瑞士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奥地利、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和欧洲共同体联合成了欧洲经济区。1990年年中以来，货币联盟已处初级阶段；随着它的建立，欧共体国家之间将开放资本往来，伙伴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及各中央银行的合作将得到加强。在199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中，欧洲货币署（EWI）准备建立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在国家与政府首脑于1998年5月2/3日决定首先为11个成员国开始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后，欧洲中央银行（EZB）于1998年6月1日开始工作。持续地坚持入盟标准，即首先保持币值的高度稳定和预算项目是根据条约在1999年1月1日开始的第三阶段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欧元地区的各国货币于2002年7月1日将不再通用。

对联邦政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各国国家与政府首脑1991年在马斯特里赫特不仅商定了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条约，而且除此之外还就作为应进一步加强的欧共体的更高组织欧洲联盟问题取得了一致。该条约已于1993年11月生效。联邦政府认为，共同体的加强必须与它的扩大齐头并进。在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芬兰、奥地利和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后，还应使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接近欧洲联盟。

1994年12月，21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埃森举行的欧洲联盟最高级会议。会上为此通过了一个关于如何能为中欧和东欧通过欧洲协定与欧洲联盟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国家铺平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的方案。该方案最后归结为一个在1998年3月30日同11个候选国开始的扩展进程。具体的正式入盟谈判在一天后的3月31日首先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6国开始进行。1995年3月26日申根协定生效：在德国、荷比卢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上不再有人员检查，但要加强外部边境上入境的护照和关税检查。

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将来这一合作领域归入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于1997年6月16/17日对该条约取得一致。它圆满地结束了1996年3月在都灵开始的政府会议。阿姆斯特丹条约明显地加强了联盟在国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在失业和加强社会福利组成部分等紧迫问题上，坚决行动的基础已然奠定。

德国的经济统一：德国西部和东部的相互适应是在欧洲统一范围内和从东欧国家体系的崩溃后产生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新的结构变化同时进行的。

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转变为能运作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为此需要从德国西部往东部的巨大财政调拨。到1997年年底，调拔的公共资金总额约为1兆马克。

东部的经济建设继续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于和世界市场接轨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是德国东部产品质量的提高，它使出口增长了将近26％。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的图林根企业耶拿光学仪器公司（Jenoptik）1998年6月进入股市是转折后最成功的建设成就之一。

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迅速扩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对整个交通体系和电信事业都是如此。今天，新联邦州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电话和通讯网络。为建设有效率的科学和研究界所作的特殊努力有利于企业迅速地将技术知识转换为实际使用。

然而，和老联邦州相比，德国东部的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997年，东部的实际工资为西部的77.2％，生产率达到西部水平的62％。工资计件成本亏损始终是新联邦州决定性的所在地弱点之一。

尽管如此，与1991年相比，新联邦州的宏观经济效益增长了40％以上，它们在整个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1.6％。经济界对新联邦州经济发展的信任反映在以现代化的建筑和生产设备方面：最近的投资额在45.1％左右。在老联邦州从未达到过这个数值。1998年第一季度，新联邦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上年3.8％。联邦政府将克服始终存在的德国东部和西部在经济和社会的分裂宣布为完成德国统一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它打算以广泛的财政手段来促进德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建设。1998年提供了大约520亿马克，用来资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扩建以及改善普遍的生活条件的措施。

1995年开始以来，新联邦州被吸收进各联邦州之间的财政平衡。1995年它们从中获得大约570亿马克。在此之前，由“德国统一”基金确保其财政活动能力。

为了平衡新联邦州复兴所带来的巨大费用支出，并使联邦的借款净额不至无边际地增长（在此期间偿还债务几乎占联邦全部资金的20％左右），在德国将征收目前相当于工资所得税、所得税和法人税5.5％的团结附加费。

为了促进增长和减少失业，在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已在社民党和90联盟/绿党的联合政府中决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劳动联盟、加强东部建设以及有针对性的改善教育和科学领域里的状况，以此来增长德国经济适应未来的能力。通过一项税收改革将额外地减轻企业在附加工资成本方面的负担和提高群众购买力。

政治稳定的标志：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积极赞成国家的统一。东部和西部的许多德国人对老联邦州的人们为新联邦州的人们筹集费用具有不同观感，实属人之常情。在长达40多年的隔离中产生的隔阂今天正在日益消失，尤其是因为最初的兴奋状态已逐渐为对邻居的清醒估计所代替。

对统一社会党统治时代进行清理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棘手的一章是依法判决所谓的政府犯罪行为。例如，对作为政治负责人下令在界墙和铁丝网旁开枪的那些人的罪行应该如何判刑呢？在这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作案时民德的法律状况。令人痛心的另外一章是审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Stasi）的大量案卷。德国东部的许多人想知道，Stasi储存了关于他们的什么材料。许多人发现，他们被曾经信任过的人窃听了。

今天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主张维护国际法和人权的伙伴。

白色十字架

这个版本比较简单

helendmn

阁下认为有谁能把这么长的故事记住？而且是用英文记？
不过资料真的很好，恐怕很多德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历史（野史）
谢谢

白色十字架

都是正史的  说一量个事情还好   

不过 不会问到这些的

athenachou

晕~
不会问到你还发~
小白真是好耐性~

helendmn

那就是说考官一定不会问到德国的概况了？

mhits

哈，真长啊，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阁下认为有谁能把这么长的故事记住？而且是用英文记？
不过资料真的很好，恐怕很多德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历史”，不过我要是用，是用deutsch啊，更难了，不过好象听说有问节日的，比如你去慕尼黑，会问到啤酒节，楼主能不能把德国的节日也列一列？谢谢了：）
还有个问题，楼上的是这样的叫你“小白！”，你真的叫小白么？真可爱的名字：）

灌水

真的要了解德国概况，有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一书，各语言版本都有，我有英语版，德语版和汉语版，都是问使领馆要来的。
只要写封信给使领馆，说自己是学习德语的学生，对德国感兴趣，让它给你寄几本过来。
或者更简单的办法，使领馆里可以免费领的，还有德国商会，DAAD的专家那里也会有。

zhangchuyao

应该不会问到，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给德国使馆新闻处打电话，他们每年编一本《德国概况》，中、英、德都有，免费的哦

helendmn

德国使馆也在东三环使馆区吧？
他们接待吗？

zhangchuyao

打电话吧
01065322161然后转新闻处，和他们说你的名字和地址，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