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和德语的故事（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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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张维教授

    张维，1913年生，北京市人。著名结构力学学者，193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7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1938年7月至1945年9月留学德国，获工程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曾两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创建深圳大学，并任首任校长，1988年获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
    以下是他在德国的经历:
    初抵柏林时，我的德语是初级阶段，对歌德体的花体草写字（即手写花体字）很不习惯，闹过不少笑话。为了省钱，我和士嘉去图书馆看书经常啃面包，晚上自己做饭或去中国小饭馆。有一回我们想开开洋荤，便到一家德国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菜单是手写的花体字。我初学德语，很想练练说话，也没跟士嘉商量，就捧着菜单对女招待说我要"Kinderfleisch"（小孩肉）。女招待笑眯眯地说："我们这里不卖Kinderfleisch"。我再一看菜单，原来上面写的是Rinderfleisch（小牛肉）。我因不识花体字，分不清R和K，竟然把花体的R看成K，将"小牛肉"就说成了"小孩肉"，这一道吓人的菜令四座的顾客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好不尴尬。
这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占领了捷克，国内进入了半战争状态，重要的食品已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黄油每人每周500克，这对于中国留学生还过得去。到后来食品供应一年紧似一年，黄油渐渐减到了每周250克、125克乃至50克。到了1943-1944年，肉的供应减至每人每周50克，连塞牙缝都不够。德国人多少有点农村亲戚，外国人就苦了，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和士嘉听说邻国卢森堡农村供应较好，就去那里度暑假，更主要的目的是购买肉食。后来这条渠道也断了，我们又利用存地瑞士的钱，从境外邮购黄油、熏肉、咖啡、糖和一些食品。
战争末期，因柏林屡遭轰炸，我便辞去助教的工作搬到哥廷根。这时我已经结婚，有了女儿克群。从1945年初到5月德国投降，这几个月的日子最为困难。每人每周只能买到一个两公斤的褐色面包，里面掺有大量的土豆粉。买来之后还必须放放个两三天，等到放硬了再切。我们把一个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加上没什么油水，每天晚上10点，我的肠胃就咕噜咕噜地响，比闹钟都准。幸亏士嘉通过波尔夫人认识一家由几个老姑娘开的面包房，那些人对中国人挺友好，常常暗中不剪面包票，多卖给我们一个。就这样我们熬到了德国投降。盟军过来的第一天，给盟国的难民每人发了一个红烧牛肉罐头，我当仁不让地一口气把那个罐头吃了个精光。这时候的我，一米七的个儿，体重只有5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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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的那几年，除了上课和搞研究外，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中国同学中打圈子。有有两件活动值得一提，一个是德文夜，另一个是健会。
　　为了弥补说德文机会少的缺点，有几个先来的同学在林小姐的倡议下组织了一个"德文夜"（Deutschabend）。每星期六晚7点到10点在谢家泽和周源祯同学住处聚会。参加者有十来个中国同学和几位德国男女学生，当然还有林小姐。每次有一个主题，大家各抒己见，但只许说德文。我因为跟林小姐学过德文，经她介绍便也参加了，觉得受益匪浅。这个活动坚持了两年多，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局势趋于紧张，就自动停止了。
　　健会是由一些爱好运动的同学自愿组成的，有十几位热心的参加者，大多是柏林高工的学生，还有几个柏林大学的，我是其中之一。大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练好身体报效祖国。柏林西郊有个奥林匹克体育场，附有室内游泳馆。健会会员们每星期六下午乘快速轻轨火车（S--Bahn）到那里游泳或进行其它项目的体育活动。记得那时常常组织各种比赛，文笔好的同学还把每次的赛事记录在案。我虽然积极参加，无冬无夏地去练习游泳，但是到底也没学会换气，每次测验都是勉强游完25米。不过我在网球比赛上还是小有成绩的。这几年的锻炼对健康确实大有好处。
　　我们虽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德国，但在德国政府仍想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保持关系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基本上可以正常地学习和研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发动战争，中国对德宣战后，德国政府转而承认汪精卫伪政权，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大使馆撤走了，我们的护照延期之事只能寄到我国驻瑞士使馆办理，一时间我们成了无国籍的侨民。幸而德国政府没有为难我们，警察局对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战争期间最大的烦恼是躲避空袭。战争初期，英美还没有制造出四个发动机的远程轰炸机，从英国起飞的飞机到不了柏林，我们每晚还能睡个好觉。从1941年起，英美的轰炸机时常光顾柏林，甚至到过德累斯顿。1942年2月的一次大轰炸，造成了德累斯顿20万居民的死伤。人们顿时紧张起来，各居民楼纷纷将地下室加以改建，以做防空之用。
　　1943年11月，大规模的轰炸开始了。轰炸常于半夜12点左右进行，英美往往出动2000架4个发动机的蓝卡德（Lancader）轰炸机。先由定位飞机投放照明弹，随后进行地毯式轰炸。对于盟军的轰炸，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希望他们狠狠地轰炸纳粹，又盼望炸弹别掉在我们头上。同在柏林高工学力学专业的刘先志夫妇所住的楼房在一次空袭中被击中，塌下来的楼板将防空洞的几个出口全部堵死。地下室水管破裂，自来水大量涌出。电也断了，人们站在漆黑的地下室里，被满屋子的灰尘呛得喘不过气。水面不断地上升，先是没过脚面，然后涨到小腿，眼看面临灭顶之灾，地下室内一片恐怖。幸好有一个防空员摸到了通往另一栋楼房地下室的临时隔墙，大家设法将它推倒，众人才算捡回了性命。刘先生夫妇吃了这回惊吓，再也不敢呆在柏林，转学去了哥廷根大学。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一回。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柏林第一次受到轰炸，而且是2000架次飞机的轰炸。霎时全市的水、电、煤气全部中断，整个城市一片混乱。经过分析，大家认为三两天内还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建议我和土嘉到西郊孙德和家暂住。我和士嘉赶紧收拾了两个箱子上路。这时已是下午5点，街道上人烟稀少。我们提心吊胆地上了快速轻轨火车，才走到西十字路口站，空袭警报便刺耳地响了起来。我们随着人流，跌跌撞撞地钻进地一个临时防空洞。咣咣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防空洞摇摇欲坠。第二天在老孙家见报，说日前西十字路口站防空洞被直接命中，死伤甚多。一问才知道原来西十字路口站两头各有一个防空洞，我们钻的那一个侥幸没被炸着，真是命大呀！
　　1945年5月，二战结束。此时的德国，包括欧洲各国在内均遭到空前的破坏。德国的工业几乎没有了，煤矿完全停产，过冬的取暖成了大部题。哥廷根盟军司令部发给每家一张券，凭此可以去附近的山上伐一棵树作为冬季取暖的木柴。有生以来头一回上山伐木，还挺新鲜的。我和士嘉拿着斧子上了山，只见凡是达到可伐年龄的树都已做了记号，我俩花了半天功夫伐了一棵拉回家。9月，我因得到瑞士一家机械厂的聘书并获准可以出境，便把这棵树送给了房东波尔教授。他们一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比别人家多一倍的柴火，冬天可以暖和一些了。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当年纳粹独裁统治的有关情况。

张先生：1933年1月，希特勒获得政权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西斯统治。他对德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实行的排挤和迫害是史无前例、惨无人道的。凡是不赞成纳粹或三代之中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一律被开除公职，我的德语老师林小姐就是一例。
　　德国每年出版一本全国学术界的名人录（Minerva）。1933年的版本比1932年的少了1／3，这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首先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里对不赞成法西斯的人士开刀。有些人看不惯纳粹的独裁统治，主动离开德国，到外国流亡。我所在的教研室前任主任莱纳（Hans
Reissner）教授，就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免职，被迫去了美国。他与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的老师卡尔曼（Theodore von Karmann）教授当年在德国是齐名的。卡尔曼教授有先见之明，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离开了德国，而莱斯纳教授则是在1933年被解职以后才离德去美。可惜他在美国不被重用，在一个不太出名的大学里默默无闻地去世了。
　　希特勒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12年（1933－1945），最残酷的罪行莫过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中学里犹太血统的教师、教授纷纷被迫出走，这对德国学术界来说是极大的损失。自由职业中犹太血统的医生和律师也被禁止开业。有办法的犹太人逃离了德国，没办法的或留恋德国的便失了业在家闲住，后来均被弄到集中营杀害了。
　　由于犹太人出生时均在犹太教堂受洗礼并登记在册，故纳粹们很容易按册搜索他们。 　　　　1941年以后，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佩带黄色五角星以表明身份。纳粹政府规定不许犹太人坐公共汽车，其食品配额也少于一般居民。1943年以后，犹太人开始被大批送往集中营，听说全被瓦斯熏死了。我在柏林住过的几家犹太房东无一幸免，被德国占领国家的犹太人也在劫难逃。
纳粹对中国采取了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因为中国在战争初起就站在英美一边，因而对我国采取不友好态度。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幻想蒋介石与日本讲和，好让日本腾出手来向苏联的远东进攻。所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长时间呆在重庆。直到苏联战争爆发，我国向德国宣战，他才不得不撤回德国。
　　纳粹党徒对待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歧视的，甚至是敌视的。士嘉就曾受过这种敌视。 1943年因柏林常遭轰炸，她辞去了工作回到哥廷根。经她的导师普兰特尔介绍，到著名的空气动力学试验所(Aerodynamische
Versuchsanstalt，简称AVA）工作。该所当时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试验中心。那时的所长是贝茨（Betz）教授，但实际管事的是秘书长黑格尔博士(Dr.Riegels），那是个顽强的纳粹党员。当士嘉拿着普兰特尔教授的介绍信前去商谈工作问题时，他竟反复讯问士嘉对日本侵华的看法。士嘉表示义愤，因此被拒之门外。
　　我的导师也是一个纳粹党员，他经常在听完我的工作报告后问我中国战争如何了？蒋介石为何还不与日本讲和？我就给他讲一番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等等。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他总是说："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过了几周我再次汇报工作时，后半段时间又如此这般地重演一遍。不过倒也还能"和平共处"。
　　战争时期，中国同学在政治问题上一般不主动表态，因此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但也有例外。一位叫翁真的同学，他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柏林高工学电机工程，平时不问政治，一日突然失踪。据与他亲近的同学说是被秘密警察抓走了。原因是他有一个德国女友，那女孩因为什么事被捕，秘密警察在她的笔记本上看到翁真的名字和地址，就将他也抓去了。大家曾努力营救他，怎奈我国驻德国使馆已经撤离，无法可想。以后再没人听到翁真的消息，估计他早已在集中营里遇难了。
　　对于纳粹分子不友好的挑衅行为，我们则予以反击，让那些家伙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记者：最后请讲讲战后您离开德国回国时的一些情况。

张先生：1945年1月，纳粹的末日即将到来。我搬到哥廷根与妻子女儿团聚，整日去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阅读文献。一方面是等待解放，同时也想多充实一些知识带回祖国。
　　5月2曰，美军占领了离哥廷根仅50公里的卡塞尔。又过了一周，终于兵临哥廷根。那天早晨我们听到隆隆的炮声，心里高兴极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与波尔一家移到地下室去躲避。当我们透过低矮的窗口看到美军士兵的身影时，波尔教授说道："这下好了，我们解放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回国了！"我的声音尤其大。波尔教授招呼道："张先生，咱们到酒窖挑一瓶好酒庆祝胜利吧！"我喝着在德国生活八年以来第一次品到的有名的莫塞尔（Mosel）葡萄酒，百感交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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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心思立即转到回国的问题上。这时欧洲与亚洲间的交通无论是经苏联的陆路还是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水路均不通行。战争虽已结束，回国之事却遥遥无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期刊上获知瑞士苏伊士的艾歇尔---维斯（ Escher Wyss）机械厂承担了我国东北小丰满水电站水轮机的制造任务。我想如能学会水轮机设计技术，回国后可以为国家的水电建设服务，就请导师托尔克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寄去。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回音。7月的一天，我在路上巧遇瑞士驻柏林领事，得知他与该厂总经理相识，就请他代询究竟。不久收到该厂来函，聘我担任研究工程师。有了在瑞士工作的证件，盟军司令部才批准我们离境，瑞士政府才同意签发入境证。就这样，盟军派了一辆由一位法军上士开的中型吉普车，我们一家三口和季羡林、刘先志夫妇共6人在一位美军少校的护送下，前往德法瑞边境的巴塞尔城。
我历时八年，充满酸甜苦辣的留德生活就此结束。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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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中华翻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