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经济学指南ZT

琴心剑胆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话昏头昏脑，什么信息也没有。请问，世上真的有“生死相许”的人吗？当然不能说没有，但少得可怜。更主要的是，对于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来说，爱情与婚姻也像人类的其它行为一样，主要目的不是疯疯癫癫、寻寻觅觅，更不是什么“生死相许”，它带给人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因此同样要经由理性的选择，并符合经济学的理性分析。

那么，人们谈情说爱，喜结连理，究竟图的是哪门子收益呢？马克思作过一番分析，认为爱情迷人的面纱后掩盖的是“生育后代”的目的。其实在现代社会，生育完全可以不必通过婚姻来完成，弄个玻璃管子就行，花钱也不一定多，何必一定要借助于婚姻，绕那么大一个弯！有人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婚姻的“四大收益”，或许更为确切。

婚姻的作用：一是可通过劳动分工实现比较利益和递增报酬，比如女主内男主外，或女主外男主内，要比每个人既主内又主外，效率要高。二是互相提供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比如一人工作供养另一人读书，最后共享荣华富贵。三是可分享家庭共有品，如调女弄子的天伦之乐。此外还有彼此的知识和智慧，也是可分享的共有品。所以人们常发现，妻子教育程度上升，有助于提高丈夫工资。四是防灾保险，如生病不至于无人照顾。若问在印度和中国农村，女儿一般远嫁外地，为的是什么？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防范农业歉收的风险。婚姻有这么多收益，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结婚”而不是“独身”。

对于婚姻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早已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利·贝克尔开拓在前，读者可径自找来他的《家庭经济学》一读，无需我辈再饶舌。不过，新问题层出不穷，现有朋友提出的17个问题在此，在加利·贝克尔教授那里恐怕找不到现成答案。笔者不妨就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话题试作一回答，和大家一起分享经济学的智慧，同时就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心目中，中国当前存在着一个大致称得上是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人们在市场上自愿、平等地达成婚约。

笔者的全部分析将以此为前提。这一前提有没有依据？不久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了一项有关“中国婚姻质量”的调查(下面的讨论还要多次引用这一调查，但不再注明)，目前中国父母包办的婚姻约占14.4%，自己认识或介绍认识的占85.6%，同时有75%的婚姻达到中等水平，3%的夫妻关系为高质量和完美型，只有22%为低质量。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确存在着婚姻市场，而且颇为有效

琴心剑胆

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研究所所长。其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影响了很多非经济学读者。

　　小宝：上海季风书店老板，专栏作家。

　　赵晓：青年经济学者，万科论坛《经济人俱乐部》版主，在《财经时报》等不止一家报纸上开有专栏。

　　新周刊：谁是婚姻的最大受益者，男人还是女人？

　　茅于轼：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结婚，是男人还是女人损失更大？以前，除非有相当的谋生能力，否则女人的生活来源就要受到影响。在经济不独立的时代，女人不结婚的损失更大。

　　结婚是一个双赢方案，因为出于自愿，并且双方受益。至于谁结婚受益更大，应该是经济不独立的一方受益更大。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女人也有不结婚更好的，结了婚姻可能更受罪。

　　赵晓：对于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富于效率的婚姻市场来说，结婚意味着双方签订下合约，“交易”达成，“交易”对双方均有预期收益。至于男女双方谁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最大，从理论上说恐怕是一半对一半，具体则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可以把离婚看作一个“信号”指示器。如果男方提出离婚，那么意味着女方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大于男方；如果是女方提出离婚，则意味着男方从婚姻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至于量化的分析，可从离婚的补偿费用大致推断。

　　小宝：现代婚姻制度是人类的设计，并不是天经地义。从人性的角度讲，男人和女人都是婚姻的受害者。可惜的是，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比现在的婚姻更不坏的制度。

　　新周刊：女大男小的婚姻和男大女小的婚姻，哪种更合理？

　　茅于轼：从自然法则来看，女的因为活得时间长，如果男大女小，那么妇女最后会失去丈夫，对妇女不太公平。

　　男大女小跟经济地位有关系，因为男的一般经济地位强。女大男小还是占少数，大众比较接受的还是男大女小。

　　男大女小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比如健康情况。拿我来说，太太小我6岁，但她的健康还不如我，我一个月出两三次差，有时还跑到国外去，而她就不能习惯变动的生活。至于男小女大，我儿子就是小他爱人一岁，这是出于他们的自愿选择。

　　女大男小，也有的是出于女同志特别强，所以找一个比较小的男朋友。

　　赵晓：经济学相信，自愿、平等基础上的交易均为合理交易，因此无从抽象比较在具体生活中，女大男小的婚姻和男大女小的婚姻何种为更合理。

　　不过，从经验和概率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男大女小的婚姻要优于女大男小的婚姻。联合国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各国的初婚年龄总体上都是男比女大。相差最小的是爱尔兰，只有1岁左右；最大的是马里，高达11岁。西欧平均相差2.5岁，东欧和南欧3.5岁，北美相差2岁，南美差2-3岁，日本差3.7岁，印度近5岁，中东约为4岁，非洲一般在5-10岁。我国的差距较低，80年代只有2.7岁，近年来差距有扩大趋势。据最新调查，妻子年龄大于丈夫3岁的只有1.8%，大1-3岁的约12.2%，夫妻年龄相同或丈夫大于妻子1-3岁的最多，达56.8%，丈夫大妻子6岁以上的也已经达到8.4%。所以，在咱们中国，可以说男大于女的婚姻，其胜出的概率更大。

　　小宝：现在的婚姻伦理是一夫一妻一生制，本身就相当不合理：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生理，所以在婚姻里很难谈什么叫合理，能谈的是谁更有利。女大男小或者男大女小的婚姻里一般是谁年轻谁有利。

　　新周刊：有钱人的婚姻风险更大？

　　茅于轼：有钱人的婚姻风险更大。有钱人选择的机会多，变化更大些。漂亮的人也是如此。男男女女如果有财或者有貌都面临更大的婚姻风险。

　　最近我看了《香港商报》上关于世界冠军N君的报道，那是非常典型的失败的婚姻。他后来的太太追求他，我猜想是因为他曾是世界冠军，有名也有利。N君于是离了婚再结婚，后来又离了，想再回头跟第一个妻子复合，但已很难了。

　　“二奶”现象也是有钱人婚姻风险的另一个证明。

　　赵晓：这句话问得不是特别清楚。我想问者的意思是女孩子嫁给有钱人的风险是不是更大。我的答案很简单，“Yes”。原因也很简单，假设其它条件相同，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原理，你嫁的人越有钱意味着投资的收益越高，必然要相应承担更高的风险。

　　小宝：中国的老话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新周刊：如果婚姻是个市场，谁是抢手货？

　　茅于轼：婚姻的目的一是性的需要，二是生产的需要。现在很多人结婚时未有生产打算，生育倒成了副产品。主要是性的需要，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满足性的需要的成本低。

　　从经济上讲，两个人的生活比一个人成本低，抗风险能力更强。由于这些原因，也就可以把婚姻看成是一个市场，谁更能满足这些需要，谁就是抢手货。

　　赵晓：选择婚姻涉及到财富、地位、健康、教育、相貌、年龄等因素。综合得分高的人就是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比如，香港的李泽楷就因此被捧为“至尊王老五”。

　　小宝：这个问题有点似是而非，在一般市场上，消费者就是消费者，商品就是商品，两者的界限是很清楚的。如果把婚姻比作市场，消费者和商品就会混为一谈。这样说吧，如果婚姻是个市场，谁是选择权较大的消费者，谁就是抢手的商品。

　　新周刊：美貌与年龄的优势(男女都看)

　　茅于轼：视具体人而定。有的人很有钱，他(她)不在乎对方是否有钱，就把别的如年龄等优势当成第一重要的衡量因素。有的人很缺钱，就把钱看得很重。

　　赵晓：男人年龄不是越小越好，反而是成熟一些较好，但年老后优势衰退，因此其得分分布类似一条抛物线。至于女人的美貌，则是越漂亮得分越多，因此基本上近似于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射线。

　　小宝：美貌和年轻的保鲜期都不长，不抓紧时间善加利用就无优势可言。

　　新周刊：中国的“怕老婆现象”

　　茅于轼：全世界都有“怕老婆现象”，不独中国如此。中国的家庭目前多数还是男人占主导，男方更有发言权，尤其在农村。其因，一般是男的赚钱比女的多，经济上占优势地位。

　　男的怕老婆比女的怕丈夫更好些。如果男方的经济地位更强，而让女方起家庭主导作用的话，说明家庭更平等些。当然，最好是互相尊重，有一句古话叫“相敬如宾”，这句话非常正确。西方社会的夫妻关系，一般而言比中国的更平等些，尤其和中国的农村比。

　　赵晓：大肆喧染、举世闻名的所谓中国人“怕老婆现象”，其实是子虚乌有。调查数据显示，在“谁拥有家庭实权”一项上，中国的家庭中31.3%的家庭实权在丈夫手中，52.6%的家庭是“差不多”，只有16.1%由妻子做主。可见，中国仍然是个“男权社会”。中国的男子们大喊大叫“妻管严”，怕是别有用心！

　　小宝：中国好像只有怕老婆的民间文学，你能在周围的熟人中找出三个以上怕老婆的男人吗？

　　新周刊：坏的婚姻可以导致……

　　茅于轼：就像卖西瓜的人总是挑好的先卖掉，而最后所有的西瓜都会卖完一样，男人和女人最后都得结婚。婚姻的好坏不取决于结婚和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而是取决于结婚之后。大部分的婚姻悲剧都是缘于双方处理不当，以牙还牙，没有爱心和容忍。在此，性格不合不是一种合适的解释。年轻人结婚之后非常需要教育，以提高婚姻质量。

　　赵晓：不均衡，夫妻双方精神、健康等福利状况的下降，第三者插足，小孩、双方亲属福利状况连带下降以及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严重者可导致解除契约——离婚。在离婚的情况下，大量的“沉没成本”将无法收回……

　　小宝：可以导致一个人的成功。因为所有功成婚变的男女都说自己的婚姻一塌糊涂，所以在中国很多成功者的身后，有着一段坏掉的婚姻。

　　新周刊：迟婚现象

　　茅于轼：迟婚有很多原因：一是受教育的时间长了，读了大学还读硕士博士；二是性的开放，不结婚也可找到性伴侣；三是信息社会选择的多样化，人的心里比较活，不太专一了；四是社会的宽容度大了，对晚婚的人不大说三道四了。

　　迟婚对人口控制肯定有影响，中国仍是人口大国，迟婚有助于人口减少。

　　赵晓：“迟婚”表明婚姻成本上升，或相对收益下降，或两者兼而有之。

　　成本上升方面，由于在大部分的时间段中，人的收入通常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当女方要求更高的嫁妆时，意味着婚姻成本上升，“持币待购”的时间将延长，被迫性的“迟婚”现象将出现。相对收益下降方面：比如，现代人更看重“事业”，希望先立业，后成家，意味着婚姻的收益相对“立业”出现下降，主动性的“迟婚”现象将出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80年的报告的显示，当年45-54岁的男性人口中，结婚年龄低于20岁的，有35%的人收入低于1万美元；结婚年龄在21-29岁的，只有17.5%的人收入低于1万美元。从收入看，18岁以下结婚的为1.4万美元，19-20岁结婚的为1.7万美元，21-29岁结婚的为1.9万美元。证明要想收入高，结婚的确就得晚。

　　另外，社会约束条件的变化也会改变婚姻成本或相对收益，从而影响婚龄。比如，城市化建设出现障碍，城市住房价格上升，意味着成本上升，被迫性的“迟婚”可能出现；当未婚亦开始变得可以容易地获得性生活，意味着婚姻“性的满足”的效用相对下降，主动性的“迟婚”亦将增长。

琴心剑胆

新周刊：名人绯闻是好是坏

　　茅于轼：有的名人就是靠这些事炒作起来的，例如电影明星、运动员；也有人可能这样以虚假的信息成本来牟取更大的名利。但对有些有影响的人来讲可能是一个伤害。人有隐私权，只有政治家同意放弃隐私权。

　　赵晓：好。理由是，有利于改善全社会福利。因为受损害的名人是少数，而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了丰富的谈资，福利提高，总体上福利的提高大于收益。另外，名人有时还可以从绯闻中获得额外的福利，如吸引“眼球”数的增加等，因此有时是“帕累托改进”。

　　小宝：绯闻是名人的广告。广告投入计入生产成本，绯闻是生产名人的一项开支--表面上看是付出，实际是为了把名人卖得更好。不过名人绯闻和产品广告一样，花费不能太大，按照我们国家税务局今年的标准，应该控制在总营业额的2%以内。

　　新周刊：夫妻的AA制代表进步吗？

　　茅于轼：我不太赞成把财产分得很清楚。

　　一个家庭需要稳定。对婚姻的稳定性有怀疑才会这样。当然，如果双方同意，它也不是一种很坏的做法，可以避免万一出现的纠纷。

　　赵晓：是。理由在于，婚约中双方的产权如同资产产权一样，越是能够清晰界定，越是意味着社会在技术或制度上的进步。

　　新周刊：婚前财产公证只对有钱人有利？

　　茅于轼：是这样子。没什么钱的人也没什么财产，也不需要什么公证。

　　赵晓：否。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

　　新周刊：如果离婚，青春补偿费该怎么算？

　　茅于轼：除非这种婚姻是欺骗而非自愿选择。比如对对方有隐瞒。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为是欺诈，要求赔偿，我也不是太清楚。没有这种补偿费的话，该谁补偿谁？

　　赵晓：无法事先界定，只能由一对一的博弈、交易来定。理论上，从零到无穷大都可能处在合理的补偿区间之内。

　　小宝：还是打个比方。比方说有个韩国青年向日本战争索赔。他的索赔理由是他父亲战前是个小业主，特别聪明，经商有道，后来参加了抗日，致富之路中断。他现在要求按照他父亲60年前一夜发达然后年年暴富的估算给他赔偿，差不多就是一个孙正义的身价。虽然他父亲当年真的有可能做得比今天的比尔·盖茨还要大，但估计他还是一分钱也要不回来。如果这个韩国青年的索赔成功，青春补偿费怎么算都行。

　　新周刊：异国婚姻是高投资高回报？

　　茅于轼：异国婚姻高投资高回报也是高风险。总体是好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对世界走向和平与合作是有好处的，越是一个隔离的封闭的社会，越是危险。

　　开放的社会比较稳定，婚姻的开放是更根本的开放，甚至比改革开放更彻底，把国家、政体、宗教、信仰所造成的界线都取消了。

　　我猜再过几百年一千年，很可能就没有国界了，二三百年内都有可能。

　　赵晓：未必！关键要看是上嫁(娶)还是下嫁(娶)。因而，与“异国”与否无关，只与财富、地位、健康教育、相貌、年龄等综合得分相关。另外，高收益高风险为一般投资原则，同样适用于婚姻市场，但高投资是否高回报则不确定。

　　一位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朋友讲过这么一桩子事。十年前，他的一位同事捕捉到一个大新闻——一位瑞典姑娘嫁给了一位安徽农民。一时间，弄得大家无比激动，好像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外交胜利似的。仔细了解事情经过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位小伙子户籍身份是农民，但真正的职业却是一位流浪画家，时年23岁，身高1.81米，风流倜傥。而那位“洋妞”呢，时年38岁，既老且丑，而且有些神经，用采访记者的话说，是那种明明一点不懂中国文化，却偏说自己热爱中国文化的主。朋友的结论就是，两情相悦，是人家的私事，没有什么好说的，既不能说农民娶洋妞就赚了，也不能说靓仔被人抠就赔了。足见异国婚姻谈不上什么高投资高回报，除非限制于某一特殊类别的异国婚姻。

　　新周刊：相亲的作用

　　茅于轼：在发达国家，取代相亲的好像更多是社交、各种PARTY。相亲的作用是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

　　赵晓：增加彼此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

　　新周刊：未婚妈妈特别傻？

　　茅于轼：幸亏打胎还比较流行，要是在堕胎非法的国家就更麻烦。

　　未婚妈妈现象说明社会上部分人对性的事不太慎重，缺乏考虑。人类几千年把性弄得比较神秘，也是因为它需要慎重；现在太随便了，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赵晓：未必！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不同的，作未婚妈妈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美国2000年未婚妈妈约占总体的三分之一，谁能说美国女孩傻？

琴心剑胆

新周刊：网恋成本最低？

　　茅于轼：网恋只是一种渠道，一个开始，它为人际交往和恋爱增加了一种机会。

　　网恋的成本在两个人的认识过程是低的，但在以后的恋爱过程也不低。我的一个亲戚很多年没有异性朋友，却能在网上交了一个。不过，他要从北京坐飞机去武汉，成本也不低。

　　赵晓：错。一见钟情白头偕老者成本最低，堪称以最小成本获最大收益的典范，当然属可遇不可求、高风险高收益一类。网恋在某些方面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但在某些方面增加了信息不对称，不见得是成本低的一种“交易”方式。最近，四川一位18岁女孩网恋上一位“将军小子”，千里迢迢跑到江苏见如意郎君，原来是一位11岁小学生。网恋成本是不是低，由此可略见一斑。

　　小宝：网恋通常是给社交残障人士的福利。福利产品的费用相对低廉，但福利产品只解决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

　　张五常：一个经济学家的非经济学解释

　　(张五常：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有《佃农理论》、《卖桔者言》、《经济解释》等多部著作传世。为人狂放不拘，有名士派头，可谓性情中人。)

　　新周刊：谁是婚姻的最大受益者，男人还是女人？

　　张五常：一样的，我就没后悔过。

　　新周刊：女大男小的婚姻和男大女小的婚姻，哪种更合理？

　　张五常：男人大点比较好，应该是男人疼女人嘛。

　　新周刊：有钱人的婚姻风险更大？

　　张五常：不是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有钱没问题的。

　　新周刊：如果婚姻是个市场，谁是抢手货？

　　张五常：以后是女人了吧，都不生女孩，女孩会少了。现在男女的比例还差不多。

　　新周刊：美貌与年龄的优势(男女都看)

　　张五常：我挑选女人是不大管相貌的，女人要生养小孩，男人事业紧要。

　　新周刊：中国的“怕老婆现象”

　　张五常：老婆是用来爱的，怎么会怕呢？不应该怕的。

　　新周刊：坏的婚姻可以导致……

　　张五常：很坏，很坏，没法说。

　　新周刊：迟婚现象

　　张五常：因为时间宝贵嘛，女人也要事业的，所以没时间结婚了。生小孩带小孩很花时间的，如果不要小孩那就没什么大理由结婚了。

　　新周刊：夫妻的AA制代表进步吗？

　　张五常：我不喜欢，结了婚就不要计较那么多，要不就别结婚。我都是交给老婆，自己不理的。

　　新周刊：婚前财产公证只对有钱人有利？

　　张五常：婚前财产公证美国也有，我知道。要是你爱一个女人，就不要计较，哪怕她明天就分走你一半财产。

　　新周刊：如果离婚，青春补偿费该怎么算？

　　张五常：女人要青春补偿费，那男人呢？当初你不是爱他才嫁给他吗？

　　新周刊：异国婚姻高投资高回报？

　　张五常：这是正常的，以前是嫁共产党员，现在是找外籍人士。

　　新周刊：相亲的作用

　　张五常：相亲没什么所谓，结不结婚还是看自己吧。

　　新周刊：未婚妈妈特别傻？

　　张五常：那不是，有人不愿结婚又中意小孩嘛。

　　新周刊：网恋成本最低？

　　张五常：这最傻了，又见不到面。

　　婚姻箴言

　　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

　　男女结婚，图的就是长期的合作和保障。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定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负责！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

　　不管《婚姻法》修改成多严厉还是多宽松，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颁布法律时已经结婚的人。对于尚未结婚的人，他们会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合理预期，保护自己。离婚变得更难以后，离婚的人的确会减少，但结婚的人也会减少，而现在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人，或许就是法律修订前容易离婚的人。

　　——薛兆丰《婚姻的契约本质》

　　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

　　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性交的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相同，同时亦有“成本会计”，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支出、间接开销(如饮食)、怀孕风险、努力的支消、违反道德标准的精神负担及可以扣税的支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同理，世间亦没有免费的性事！

　　做爱必须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经验，臻此境界须有二个先决条件，其一是对方不能逃避其应付的责任；其一是彼此都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换句话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令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

　　——林行止《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性行为是富理性的

　　“道德”和“感情”这类抽象名词，无法解释性行为；性欲是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惟有经济学才能做出合理解释。爱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适足以说明性行为是富理性的。

　　野花为何会比家花香，拈花惹草为何更具吸引力？妻子或女朋友(丈夫或男朋友)对性服务不取分文，收费妓女变不能靠“大出血”招徕顾客(没法比妻子或女朋友便宜)，因此，她们惟有花样百出提供与妻子或女朋友不同(用经济学术语是“差别化”)的服务，才不致床第冷落……

　　——美国“经济法学”先驱波茨纳《性和理智》观点

　　人们结婚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收入

　　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有收益，比如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由于规模效应而节约生活开支等——曾经有位学生要我具体说结婚的规模效应，我说：“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两个人结婚后只需要一套厨具，这就是规模效应。”结婚也有成本，比如搜寻婚姻产品信息，请客吃饭，在恋人身上的投入、下聘金、负担责任等等。人们结婚与否，总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权衡。

　　婚姻是一种商品。如同所有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一样，婚姻也存在一个交易市场——婚姻市场的存在也表明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

　　现代社会独身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很忙，搜寻婚姻信息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实际调查发现，白领阶层比蓝领阶层独身更多结婚更晚，其原因也很大程度上在于白领阶层更忙，有更多赚钱机会，因而进行婚姻信息搜寻的成本更大。

　　——董志强《婚姻的经济分析》

　　网恋的成功率低，是因为想象空间太大

　　网恋的兴起只因为其搜寻成本非常低，比如搜寻一个异性只需要几秒钟，送一束电子鲜花根本不花钱，又少了面谈的紧张和尴尬(这也是一种心理上负担的成本)。有调查表明，容易陷入网恋的人常常是性格内向或工作繁忙的网民，而他们在现实中要恋爱需要付出的成本比一般人要高。由网恋而步入婚姻殿堂的人非常之少，网恋成功率之所以低，原因则在于：网络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大，于是难以了解对方的完全、准确的信息，当然对于婚姻产品的品质的信息，也就难以把握了，从而婚姻产品交易的风险加大，于是交易的数量就会很低。

　　——董志强《婚姻的经济分析》

　　缩小贫富差距比限制离婚更解决问题

　　我国已一跃而成为“离婚大国”。每年都有一百多万对劳燕分飞。换句话说，每两分多钟就有一宗离婚案。离婚者的婚龄在缩短。

　　在提高婚姻质量方面，与其从法律上大加限制，不如从缩小贫富差距上多下功夫。从统计数字上知道，婚姻质量最差的大多是暴富的富人，破坏他人婚姻的也大多是暴富的富人(包括以权致富者)。多收些利息税、遗产税、所得税、购物税、限制富人收入才是釜底抽薪，比限制离婚更能解决问题。高低悬殊不大了，谁还在婚姻上“这山望着那山高”呢？

　　离婚率是有极限的。说我们的离婚多，是多在绝对数上。从离婚率上看，中国比美国，俄国低得多。等到离婚率过高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幼儿园容纳孩子，没有那么多适合单身家庭住的房屋，在离婚、再婚的过程中出现“新人不如旧人”的概率多了，社会自然承受不了，自然会有人叫起来。如果人们再发现频繁的离婚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离婚率就会“涨定板”。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判断婚姻存亡的标尺只能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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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婚姻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东西，一经理智的分析有点显得少了点了人情味。你看看德国人写的《调情的艺术》，看看人类是怎么调情的吧。同样你可以学到怎么调情啦……呵呵呵……对没有恋爱经验和有过恋爱的人都有帮助的，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