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侃三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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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论陶谦[/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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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谦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和伟略，人们对他的认识大都集中在“三让徐州”上。他在曹操为父复仇、血腥屠城的困难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当时还是平原相的刘备同来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陶谦对刘备赞赏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让徐州的确有过，但“三让徐州”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事件，因此不再赘述）。一下子把个之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刘备一夜成名，由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诸侯之列。要说陶谦此举也说明他还是很有些见地和头脑的，但偏偏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时人张昭，他认为陶谦“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官，而另一种是陈寿，则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最后是“昏乱而忧死”，这又象是个昏官。那么历史上的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史料上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让我们去伪存真，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对比，从内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这个陶谦的真面目吧。
（一）
历史上的陶谦本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势力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发展、灭亡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着一定作用，特别是对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是语焉不详，对于我们了解陶谦帮助有限，尤其是对陶谦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记载很少，所以陈寿所言的陶谦“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我们可以综合其它的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陶谦（公元132—194年），东汉末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字恭祖，父亲曾做过余姚长之类的小官，但在陶谦幼年亡故（见《吴书》）陶谦从政是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从基层做起，综合《吴书》、《三国志·陶谦传》的记载，陶谦步入仕途之后，在任职徐州牧之前，先后担任过卢令、舒令、幽州刺史之类的地方行政官员。政绩如何呢？证据不多。《吴书》中引用张昭的话说是“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联想到张昭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溜须拍马，虽说此言有点过于赞誉，还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吴书》中还有一个记载，也可作为佐证： 陶谦在担任舒县县令时，曾经得罪过上司，上司想伺机进行报复，但“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这也可以说明陶谦这官做的应该不差。
陈寿在《三国志·陶谦传》之中说陶谦在担任徐州牧的时候，“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也说“（陶谦） 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这两个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个问题：按照陈寿和范晔的说法，徐州渐乱的时间，是在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之后，也就是在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后，而之前呢？这两本史书都说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那这个“是时”的时间谁是徐州的刺史呢？还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的记载：是陶谦！综合相关的很多史料，陶谦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时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说是陶谦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陈、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于说到陶谦亲小人、远贤士，我们不妨从陶谦到徐州后由刺史到州牧这六年的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探讨。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谦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扑灭了境内的黄巾之乱，“境内晏然”，稳定了局势。当时整个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徐州也不例外。据《先贤行状》中记载：徐州当时是“世荒民饥”。针对这一情况，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陈登时年仅二十五岁，后来陈登在“广陵有威名”（《三国志·陈登传》），这不能不说与当时陶谦对他的大胆任用有关。
是陶谦慧眼识英雄，使之名声大噪，证明陶谦用人有方。
除了对待年轻的陈登，陶谦对于当时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后来的历任曹魏御史大夫、司空的王朗就在陶谦手下做过会稽太守。王朗在历史上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经常不顾情面上书直谏著称，这样的人才对陶谦的帮助自然不小；刘备的小舅子、当时富甲一方的糜竺也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见《三国志·糜竺传》），显然陶谦看中的是糜家的财力，委以重任，以便造福徐州；在《三国志·张昭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为了求得一个人才，不惜把他抓起来，逼其出仕，可谓方法独特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曹操为求司马懿也用了类似的一招，都可说是求贤若渴了。虽然史料上没有说明最后张昭有没有到陶谦手下为官，但从张昭对陶谦的悼念文章看，张昭对陶谦没有丝毫的怪罪，反而是大加称赞，这也可说明陶谦为官的能力应该是很好的。
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了赵昱。据谢承《汉书》中记载：“（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毌君受公羊传，兼该群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簄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絜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檀谟、陈遵共召，不起；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宣扬五教，政为国表。······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赵昱一代名士的确不假，而且很有个性，不肯出仕，是陶谦硬把他请出来做官的， 而且还亲自提拔。《三国志·王朗传》中提到陶谦先是任命赵昱为别驾，后来又提拔赵昱为一方太守，应该说是重用赵昱，而赵昱对于陶谦也是很忠心的，在关键时刻还同王朗一起帮陶谦出过主意。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从这一史料也可以说明陶谦对赵昱的建议不但是采纳，而且事后还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显然是对赵昱的一种肯定，象这样的有用之士，又是自己培养的部下，陶谦怎么可能疏远呢？让人有点疑惑。至于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的谗慝小人曹宏，他又身居何职，又如何“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好妄加判断，不过从上面陶谦几个招揽、任用贤士的资料看，陶谦对于识人、用人都是很有一套的，就算陶谦一时失察，任用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也翻不起多大的浪来，似乎应该不至于出现“良善多被其害“的现象。再加上陶谦本是文官出身，攘外必须先安内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没有把徐州内部管理好，又怎能放心去参加对外的战争呢？陈寿说陶谦“昏乱”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上面提到，陶谦是个文官出身，但他在军事方面倒也不是一窍不通，要说起来，陶谦还勉强算得上文武兼备呢。灵帝中平二年三月（185年）， 随皇甫嵩出征三辅，陶谦被任命为扬武校尉，作为统兵的将领参加了这场战争，“与嵩征羌，大破之”（见《吴书》，下同），立有战功；同年张温司空西讨韩遂、边章，“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这也说明陶谦在军事上面还是有点本事的，要不然张温也不会请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去参观学习了。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依然坚持斗争，其中以青州、徐州为甚。为了稳定局面，东汉政权想到了既有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履历、又有率军作战经验的陶谦，“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见《三国志·陶谦传》），《三国志·臧霸传》中也提到：“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坚也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对于这次战争的结果，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还特意加上了一句：“境内晏然”，说明效果不错，这也为陶谦的军事能力做了一个正面的评价。
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去呢？下一节再谈）。等到董卓逃到长安、各路诸侯散伙后，陶谦却又推举朱儶反董。据《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这是史料上记载的陶谦参与的第三次战争。这段战争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这时候的陶谦已经是徐州牧了。
董卓被杀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为什么陶谦会选择袁术、公孙瓒而与袁绍、曹操为敌呢？有人分析陶谦出任幽州刺史时，很可能与公孙瓒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而与其并肩作战，所以关系比较好；而袁术的部下孙坚又曾经帮助过陶谦共讨黄巾，加上曹操在兖州、青州大力发展势力，对陶谦构成威胁，所以当袁术、公孙瓒与袁绍、曹操混战时，陶谦选择了自己的盟友，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此时的袁绍虽然势力较大，但还在与公孙瓒激战，又与袁术不和，受到两面夹击；曹操尚在青州剿灭黄巾，陶谦选择与此二人为敌，也有自己的道理。为了尽快消灭曹操，陶谦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救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战斗的地点是在属于曹操势力的兖州东郡发干发生的，这场仗陶谦战败了，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来还是陶谦主动进攻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关于这个阙宣，《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不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由于相关的史料一片空白，笔者无从判断历史的真相 ，不过笔者大胆猜测：鉴于徐州当时政通人和，阙宣不可能是个土匪；由于没有资料记载，阙宣也不太可能是个商贾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财主，陶谦之所以会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阙宣对兖州一带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脉，所以陶谦才会容忍他并让他做先锋去瓦解泰山华、费、任城的军民，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得手，陶谦立刻“遂杀宣，并其众”。不过，笔者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特此说明）。之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这时是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战。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兖州途中，曹操迁怒于陶谦，发起屠城之战。关于曹嵩之死，史书上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这么几种记载：
一是《三国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二是《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是《世语》记载：“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
四是《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五是《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
综合这几种不同说法，笔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战的初期打算移居兖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杀。因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后再去投靠，时机不对，曹嵩应该没有那么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对徐州的震动非常大，以曹嵩“辎重百余两”这么庞大的队伍，想躲过徐州这么多与曹操有着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应该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个冲动的老百姓就会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会那么的张扬，率领一支这么庞大的队伍招摇过市。再者，曹操听说父亲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说，曹嵩迁居的时间不会在兴平元年（194年），而应该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谦交战一年后局面相对平静的时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对平静后立即慌慌张张举家迁移。至于到底是不是陶谦杀了曹嵩，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陶谦所为。陶谦怨恨曹操与自己为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向曹操实施报复的机会。而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陶谦的部下眼见曹嵩的富裕见财起意，同时进行了抢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为报父仇，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徐州。《三国志·武帝纪》载：“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就连当初为逃避董卓之乱而来到徐州避难的洛阳、长安一带的百姓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这时的陶谦面对曹操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时向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刘备一起赶到徐州助战。陶谦“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见《三国志·先主传》）。由于曹操军粮的供应出现问题，一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于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于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 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后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着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干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后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伙之后，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后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后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于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封建官僚，具备一定的内部管理和军事作战能力，但在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善于政治投机、时时刻刻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投机政客，最后是“偷鸡不着失把米”，以失败告终。若在和平年代，陶谦或许能成为能臣乃至权臣，而在群雄割据的后汉三国时代，象他这样的投机政客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多变形势，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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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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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后汉三国人物，大家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魏、蜀、吴三大势力的人物身上，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不过，当我们认真地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而又不能遗忘的人物—汉献帝刘协。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将重写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汉朝的末代皇帝的一生吧。
在后汉三国时代，有一对同年出生又同年去世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后世称之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而另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汉献帝刘协了。刘协，字伯和，是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王美人，据《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记载：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后，因为担心被何皇后迫害，便将刘协交给董太后亲自抚养，不久，王美人果真被何皇后在药中下毒杀害，儿提时的刘协便失去了母亲。也许是出于对王美人的怀念吧，在后来群臣请求灵帝册封太子之时，灵帝想立刘协，认为长子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但到最后灵帝却又犹豫不决，没有下文了。不久，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公元189年4月，灵帝于嘉德殿驾崩。这样一来，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关注。宦官蹇硕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皇帝，不料消息被泄露，计划失败。经过一番争夺，刘协的同父异母兄弟刘辩得以登上皇位，史称少帝。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当中，刘协失败了。幸好当时的他只有八岁，尚且年幼，笔者揣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应该说不大，也许他还更乐意于玩耍嬉戏，勤奋读书呢。不过此时他的那个同父异母兄弟刘辩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在同年刘辩的那位不争气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优柔寡断，原本是想谋诛宦官，结果因行事不密，反被宦官张让、段圭抢先动手给杀了，引起都城洛阳一片混乱。接着是袁绍、袁术等人偕同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在洛阳到处诛杀宦官，张让、段圭等人挟持刘辩、刘协兄弟逃跑，结果张、段二人在途中被杀。这两兄弟惊魂未定，在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洛阳，途中连板车、马都需要从当地农家索要，真可谓狼狈之极。直到董卓出现，两兄弟才算是摆脱困境。却又不曾想董卓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少帝刘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把个董卓听了个云山雾罩的，刘协却是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这回少帝刘辩的好日子到头了，董卓相互一比较，觉得刘协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黜少帝，改立刘协为皇帝的念头。机缘巧合，回到洛阳以后，刘协终于在董卓的扶持下当上了皇帝。是年公元189年九月，，刘协八岁。
董卓掌权以后，其暴行引起公愤。各路诸侯迅速起兵讨伐，董卓自知不敌，接受女婿李儒的建议，决定迁都长安。虽然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在董卓的威逼之下也只能随行。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一路上颠沛流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董早还下令火烧洛阳，二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虽然在史料上找不到当时刘协的态度和举动，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会让他刻骨铭心。经过这样一番磨难，刘协应该得以迅速的成长和成熟起来。
到达长安后，刘协在董卓专权的的日子里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目睹了董卓的种种暴行。直到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原本汉献帝刘协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料好景不长，随着李、郭之乱，他又落到了李傕、郭汜的手中。这段日子应该说是他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回忆了。作为国家最高权利象征的刘协，不但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治国之策，复兴汉室，两年来一直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之中，汉献帝刘协逐渐成熟了，少年睿智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这个大汉天子的才华和个性，不甘心成为傀儡。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长安出现饥荒，一斛谷居然卖到５０万钱，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汉献帝刘协下令开仓赈济，并委任侍御史侯汶负责处理。但灾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善，刘协怀疑侯汶贪污，竟然亲自于御前量试做糜，并证实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五十，重新派人进行赈灾工作，终于缓解了灾情，同时也给朝中大臣们留下深刻印象。年仅十四岁的刘协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聪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由于相互猜忌而兵戎相见，刘协又一次被挟持，并随之颠沛流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但毫无皇帝的威严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随之一起的朝中大臣常常数日吃不到饭，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还要亲自出城去采野谷充饥，有的甚至因没有找到粮食而饿死，可谓处境凄惨。有一段时间，刘协就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连窗、门都无法关上，群臣议事，也只能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执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根本谈不上什么帝王的威严；一次，刘协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竟遭到拒绝，最后李傕只派人送来了五具臭牛骨。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引起了刘协的强烈不满，本欲与于之理论，在侍中杨琦的劝说下方肯作罢；李傕、郭汜停战以后，献帝欲驾幸弘农，郭汜偏偏不理睬，刘协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终于让这个少年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用绝食来表达心中的愤懑。面对残酷的现实，汉献帝刘协长大了。他在等待时机，摆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在此期间，刘协还做出了一个举动。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这个举动看似令人费解，其实另有深意：在刘协的心中，吕布曾经诛杀董卓，是朝廷的忠臣，刘协极有可能是想利用吕布的力量摆脱目前的窘境，恢复皇权的威严。可惜当时的吕布已经是自身难保，最终此事只能作罢。但由此不难发现，刘协虽然年轻，但已经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理想，并且开始逐步副之行动。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机会终于来了。曹操在这场争夺皇帝的角逐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刘协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在迎接刘协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把刘协及一班朝中大臣转移到许昌，至此，汉献帝正式迁都于许昌，也许此时的刘协还以为再也不用经历童年、少年时候悲惨生活，从此走向安定。但结果却又是事与愿违，刘协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了！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刘协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始终是国家最高权利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也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再重蹈覆辙，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因此，刘协看中了曹操，立即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其间，刘协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当时众人所公认。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写给劝谏袁术的书信中就提到刘协“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虽说是溢美之词，但也证明刘协的确很是聪颖的。《后汉书·荀悦传》中也记载：“献帝颇好文学，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不过一代奸雄曹操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些。老奸巨滑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刘协光复汉室，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的稳定，曹操逐渐开始铲除异己，集权于一身。对此，刘协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刘协曾气愤的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协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承为车骑将军，借以牵制曹操；刘协又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要董承联络终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铲除曹操。刘协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不幸的是，刘协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露而告失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并夷灭三族。刘协的贵人董氏也因为受到其父董承的牵连而被害。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刘协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刘协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愿望的彻底破灭。曹操借此加强了对刘协的控制，“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这时的汉献帝刘协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要其父设法除掉曹操，被曹操发觉，结果伏皇后和其两个儿子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处死，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样一来，刘协不但孩子没了，就连枕边人都没有保住。可以想象这时的刘协的心里一定是在滴血。难怪他在与伏皇后道别的时候悲痛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话。巨痛之下，刘协绝望了。从此，他不再心存什么恢复皇权之类的空话了。幸好他与那位曹皇后的关系还算是融洽，这多少给了刘协一丝安慰。这位曹皇后虽然是曹操的女儿，但也算是嫁夫随夫，在曹丕篡汉时与刘协保持了高度一致，公然大骂其兄犯上作乱。气得在场的曹休表示：如果她不是先王之女，必一剑杀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故，曹丕袭爵魏王。这时的刘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这可能是刘协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而做出的特别之举。也许他认为曹操一死，自己就有机会恢复皇权亲政了，所以特意改换年号。不过他这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年，华歆、贾诩、王朗、李伏等众多曹魏的亲信大臣，在曹丕的授意下，直闯汉献帝的寝宫，威逼刘协逊位。刘协终于醒悟了，他担心了几十年一直害怕出现的厄运降临了。刘协不禁全然不顾皇帝的仪态，失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门不出。曹皇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对丈夫的同情，挺身而出，痛责众人，才暂时给刘协解了围。但不久汉献帝刘协终于还是在曹丕的逼迫下于当年10月禅位于曹丕。不过，曹丕倒也象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随着汉献帝刘协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献帝病故，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皇帝。
终其一生，汉献帝刘协始终是个悲剧人物，虽少年睿智，但一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施展；虽有心回天，但先人留给他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可悲！可叹[/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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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从张飞的艺术才华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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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的就是五大三粗的，加上性如烈火，比较容易冲动，虽然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但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是个勇猛有余而头脑不足的莽汉。
正史上的张飞和小说中的描述基本上区别不大。《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大闹长坂桥、义释严颜、大败张郃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张飞传》中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陈寿给张飞的评价是：“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不过，通过其它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被后世公认的一介武夫也并不象正史和小说中说的那么卤莽，他很有书生气，称的上是个文人，书画方面都很有才华，应该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梁朝陶宏景在他的《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擅长书法：“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有人认为这个“刀铭”就是张飞自己写的。
元代吴镇在《张益德祠》中也提到张飞擅工书：“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
明杨慎《丹铅总录》中说：“倍陵有张飞刁斗铭 。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明代卓尔昌《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语》中说在四川省流江县有张飞纪功题名。上面写道：“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 。”可惜张飞的“立马铭 ”经过千百年的风剥雨蚀 ，已不复存在了，目前尚存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清末胡升猷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
清代《历代画征录》亦有记载：“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
清纪晓岚亦有诗曰：“哪知榻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另外，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一本《标准习字帖》的《编后》中也提到：“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
从这么多的资料看，张飞不但不是一个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修。这又引申出来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个莽张飞呢？
这个问题大概与三国后的民间艺人有关系。陈寿《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张飞在长坂桥前一声怒吼：“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吓的曹兵“敌皆无敢近者“，这种举动可能让民间艺人们觉得张飞在长坂桥的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近乎疯狂，非智者不能为而唯莽汉为之也，加上《三国志•张飞传》中说张飞“暴而无恩”（这个“暴而无恩”，指的是张飞有时会体罚和鞭打手下的兵士），说明张飞的言行是比较粗暴，这也让民间艺人们认为张飞更象一位莽汉，于是在他们的民间传说创作中便特意进行塑造和渲染，才会把张飞的形象逐渐的过渡到小说中的样子。这种民间的再创造很早就深入人心，在唐朝李商隐的《娇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就说明在唐代张飞的形象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过，到了宋元时期的张飞已经不仅仅是“张飞胡”这么简单了，在《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简直就是乱来了，而且乱来的不合情理。《三国志平话》中描述的张飞先是把太守元峤夫妇杀了，又将督邮崔廉“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最后拉上刘备、关羽，“都往太山落草。”后来张飞还把袁术的太子袁襄给摔死了。这就不但荒谬无稽，而且有损于刘备、关羽、张飞的形象。
幸好后来罗贯中的出现才使得张飞的形象得到完美的处理，虽然张飞在《三国演义》中还是莽汉一个，但是粗中有细，性格鲜明而又合情合理。尽管罗贯中舍弃了张飞的擅长书画的艺术才华，但却无损于这个人物的形象，也符合史书上说的张飞有“国士之风”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罗贯中的功力。[/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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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谈谈关羽失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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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关羽失荆州这个话题绝不会感到陌生，年轻时看《三国演义》，每每读到这里，总是感到无比痛惜。以后看了《三国志》等史书之后，对关羽以及关羽失荆州，才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么，历史上的关羽失荆州，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呢？

一、关羽围攻襄阳、樊城的目的和时间
我们都知道，关羽是在他包围樊城时被吕蒙从背后偷袭，结果痛失荆州的。那么，关羽为什么会尽遣主力去围攻樊城，而使得后方空虚呢？

对于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有人认为这是为了配合刘备在西线军事行动，以荆州的军事行动来减轻刘备在汉中的压力，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么？

刘备阵斩夏侯渊并夺取汉中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正月，虽然在夏侯渊战败之前曹操的亲征大军就已经出发，但直到三月，曹操的大军才赶到阳平关一带，迟来一步，结果被刘备依险拒守，五月，曹操被迫退兵，刘备终于吞下了汉中这块大肥肉。到了这年秋天，刘备“於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受拜为汉中王，并封赏诸将，汉寿亭侯关羽就是在这时被拜为前将军、假节钺。

接下来我们不妨再看看关羽进攻襄阳、樊城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史书记载：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见《三国志•武帝纪》）这就是说，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才派于禁南下，八月间发生了“水没七军”之事，结果于禁被俘，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

既然刘备在这年夏天就已经稳稳地占据了汉中，那么关羽为什么在秋天仍然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攻势呢？是不是关羽的军事行动跟刘备的军事行动之间毫无关系呢？关羽与曹仁的战斗究竟是何时打响的呢？

关于关羽对曹仁作战的早期情况，特别是在水淹七军之前的战争情况，史书的上记载并不详细，不论是投入的兵力，还是战斗时间等都难以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我们还是能从《三国志•吕蒙传》中找到一此线索。

史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讬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鰞邺雎怪校拱滓乱￠郑魃碳秩朔，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见《三国志•吕蒙传》）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年月描述，但我们从事件的前后顺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关羽先进攻樊城，但在公安和南郡都留了相当的守军，然后吕蒙才用计使得关羽放松警惕，使关羽把几乎全部的兵力都投入到前线，再然后才发生曹操派于禁助曹仁和水没七军以及后来东吴的偷袭等等。从这个时间顺序来看，于禁应当是在关羽全力攻打樊城的情况下才被派去增援曹仁，继而全军覆没的。

那么，关羽最初与曹仁开战同水没七军之间就有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吕蒙诱骗关羽倾巢而出导致曹操派于禁助曹仁的事件，但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仍然不得而知。这就需要参考更多的史料来进行推敲了。

《三国志•于禁传》中有这样一段：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这段文字很清楚地表明，曹仁与关羽开战的时间应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某个月，而这个月，曹操刚好在长安。那么，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是什么时侯在长安的呢？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这是《三国志•武帝纪》的一段，讲的是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率军亲征刘备，并于九月将大军开至长安的事。而在《三国志•武帝纪》关于建安二十四年有这样的一段：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这样看来，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正月至三月间以及五月到十月（十月曹操到达洛阳）这段时间在长安。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论点，那就是，如果关羽和曹仁的战斗是发生在三月之前，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关羽是在配合刘备西线的战事，而如果樊城的战事是在五月之后才展开，由于这时刘备已经稳住汉中，那么关羽的军事行动就不应当是为配合刘备而进行的了。

现在问题的焦点有一个：那就是曹仁与关羽是何时开战，或者说，曹仁是何时接到曹操讨关羽的命令的？是在三月前还是在五月后？

我们结合曹操生平的作战来看，会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轻易两线作战，何况是大规模的两线作战，更是不可能由他主动发起。其实不要说曹操，就是刘备本人，其实也是不会轻易两线作战的，何况是面对象曹操这样的劲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曹操令曹仁讨关羽应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之后，也就是他从汉中撤兵回到长安，汉中战事宣告结束之后。

既然关羽攻打襄阳、樊城的目的不是要配合刘备西线，那关羽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刘备在汉中获胜后想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于是命令关羽在荆州发动攻势；另一种可能则是，这次大打出手，并不完全在刘备的掌控之中，而是关羽为了立功而采取的独立军事行动。

先看第一种可能，刘备即位汉中王后，派刘封、李严、孟达等人攻取房陵、上庸、西城等地，但如果关羽的军事行动与刘封等人的军事行动是一体的，那么作为协同作战的部队，相互间是需要有一定的配合的，但史书却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从刘封、孟达不承羽命看，刘备给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攻占房陵、上庸和西城三郡，而没有夺取樊城的计划，事实上，刘备为夺取汉中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不适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战事。因此，在这两种可能中，笔者认为，关羽擅自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翻阅《三国志•先主传》不难发现，关于关羽攻襄阳、樊城一事的记录有别于其它的战役，在相关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刘备给关羽下令的记载，这是关羽攻襄阳、樊城一事的一个疑点。那么，关羽有没有可能擅自发动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呢？答案是肯定的，有。

还在刘备领兵入川的时候，就已经“拜羽董督荆州事”，将荆州事务悉数交给关羽打理了，而且刘备即位汉中王之后，以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而张飞虽说是拜为后将军，却只是假节，假节钺与假节虽说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权力上却相差甚远。假节只拥有对低级军官的生杀大权，而假节钺中的钺，却是王权的象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代替刘备亲征。假节钺在三国时代出现得并不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尤其是蜀汉集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除了关羽，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这项权力，关羽在刘备心中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既然关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高的地位，那他显然也是需要以实际的表现来证实自己的实力的。但事实上关羽立功的机会却并不多，平定西川，他没份参加，攻克汉中，他也没份参加。作为一名征战沙场多年的武将，对于功名的渴求是不明而喻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关羽在被任命为前将军时那句愤怒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见《三国志•费诗传》的话，我们就不难想象，当看到黄忠因为汉中一战的功劳而与他汉寿亭寿几乎平起平坐时，关羽关君侯对一场胜利的渴望会是何等的强烈——而这，正是笔者所认为的，关羽之所以发动对襄阳、樊城的攻势，并且在久攻不下之时铤而走险，倾巢出动的原因。


二、关羽为什么没能拿下樊城
如果只是看了《三国演义》，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不是东吴在后面捅刀子，关羽是可以一路杀到许昌甚至更远的。但如果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场战役，可能结论就不一样了。笔者认为，关羽拿下樊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樊城是曹魏集团在南方的重要据点，战略意义极其重大，樊城失守，则中原门户大开，后患无穷。我们可以看看曹操的军事调动，他不但先后派于禁、徐晃增援曹仁，又从合肥抽调夏侯惇、张辽这样的精锐部队赶赴樊城，而且不顾从汉中回师的劳顿，亲率大军前来，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丢掉了汉中之后，樊城已经是绝不容有失的了。

2、在肯定了曹操对樊城的态度之后，我们再从军事力量上看，关羽以半个荆州的实力跟曹操几乎举国之力来争夺樊城，其难度可想而知，且不说水没七军之事有一定的偶然性，笔者甚至认为，即使关羽拿下了樊城，之后仍要面对曹军如潮水般的攻势，能否全身而退可能都是个问题。

3、当然，战场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樊城守将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是关羽久攻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史书记载，当时樊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在被重重包围、粮草几乎用光而救兵不至的情况下，满宠力劝曹仁坚守，“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见《三国志•满宠传》），于是曹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 （见《三国志•曹仁传》）。每每读到这里，总是感慨良多，正如史书上所说的：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见《三国志•曹仁传》裴注引《傅子》）

有了上面三点，关羽其实已经是难言胜算。加上东吴在背后的小动作，关羽这一战，基本上是必败无疑了。《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蜀记》就有：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看来关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战凶多吉少。


三、关羽失荆州的教训
虽然夺取樊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丢荆州却是个能避免的失误。

首先，关羽发动的攻势缺乏战略上的考虑，显得有些意气用事。关于他开战的意图，前面已经有所分析，这里就不再复述。如果关羽能以大局为重，慎重行事，交由刘备来统一部署，而不意气用事，将来或许真有攻克樊城，直取许昌的可能。

其次，在交战中，占据主动的关羽并非没有撤兵的机会。徐晃为了激励被困曹军的士气，曾将孙权准备袭关羽的消息捆在箭上射入城中，围城的关羽也截获了这个信息，但他却没有立即退兵。策划这件事的董昭看准了关羽的性格弱点，他认为“……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结果真如董昭所料。而且关羽在偃城被徐晃击败之后，仍然用大量的水军据守汉水一线，意欲顽抗，实为不智。

再次，荆州被袭，在很大原因上也跟荆州内部关系处理不当有关。《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看来，糜芳、士仁之所以投降，跟关羽不无关系。

以往人人都说张飞鲁莽，但其实从张飞的生平看，却看不出有什么鲁莽之处，反倒是颇有国士之风，而反观关羽，却多少显得鲁莽了，不论是在攻襄、樊还是在丢荆州这件事上，笔者认为，关羽的性格在其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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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关羽的出身和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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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关羽的出身。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为：“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过了一千多年以后，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出场时又演变成了这样的说法：“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虽然历史和小说都一致说关羽是在家乡出了事情而亡命逃到涿郡，不过在这两种说法当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解之处：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为什么关羽要改长生为云长呢？又是什么具体原因使关羽要背井离乡亡命涿郡？史书上没有交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是照搬《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说法，还特意加上了所“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的句子，但又说的很含糊，明明是有所指，但又是语焉不详，又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罗贯中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这一段故事在一千多年来又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呢？
这一段情节在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面对着这么一个为后世美化成“千古圣人”的关羽，怎么可能会留下一段如此巨大的空白呢？虽说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作为“千古圣人”，后世崇拜者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来路不明的杀人犯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于是，一些民间艺人纷纷根据自己的想象开始填补这一段空白。
元代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三国志平话》就把这一段空白进行了填补：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
这个故事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把关羽亡命逃遁的原因进行了补充，使读者一开始就对关羽的正义形象有了一个认识。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基本上采用了《三国志平话》的说法。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了，不能令广大的关羽迷们满意，民间艺人们又创作出了很多的民间传说进行了充实。其中有一个就被清代学者梁章巨收录在《归田琐记》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
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一天晚上关羽开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以和被人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又变成了枣红色，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其它的一些传说大致都基本如此。虽然也有几个传说把关羽的出生和成份神化，但从大多数
传说来看，民间艺人们显然更加愿意关羽是和他们一样属于劳苦大众出身，因此，关羽基本上被说成是农民、小商贩的子弟，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也符合我国民间创作的特点。
尽管创作这些民间传说的艺人们水平不高，但有时的突发奇想，竟然也会把一些剧作家也搞糊涂了，以致于闹出了一些笑话。这也就是关羽的姓氏问题。前面提到的《归田琐记》的那个传说，就说关羽本不姓关，只是在逃跑来到潼关的时候，指关为姓，才开始姓关的。这明显是杜撰出来的，但一些剧作家或有心或无意也来凑了一回热闹。在清代的戏曲选本《清音小集》中的“夜读春秋”中，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证的，居然说“关羽姓冯名贤字寿长”；此外以前的京戏《斩熊虎》中又说关羽姓胡（至于关羽更名改字的原因又和《归田琐记》差不多）。据说连毛主席还就关羽的姓氏问题问过周谷城。由此也可以看出民间传说的影响力之大、流传面之广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关羽被民间艺人们一折腾，这回可真的是“面目全非”了。不过，这也许就是一些名人身上所必然会产生的千奇百怪的附会吧，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幸免。[/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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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谈谈“降汉不降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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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降曹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在史料上有三个记载可以为证。
《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到：“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三国志•先主传》中亦说：“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明确提到：“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至于关羽投降的原因，史料上都没有说明，估计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二是“弃暗投明”，主动投降。
这里我们虽然不讨论投降的具体原因，但从三国早期的情况看，无论是哪种方式投降，都十分正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加上后来关羽又返回了刘备的阵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虽然有点不光彩，但是逐渐被人所遗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对此说长道短。
不过，随着后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的热爱和崇拜，关羽逐渐被神化。为了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面貌，有关关羽的史实也开始被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进行了重新的加工。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两个千里走单骑 两种结局”一文中曾经提到：历史上的关羽弃曹归刘原本是由于曹操的大度，关羽才能安全地回到刘备的身边，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觉得这对刻划关羽的光辉形象还不够深刻，于是杜撰出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而在对关羽投降曹操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上，民间艺人和作家们都觉得这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侮辱：千秋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理由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基于对关羽的崇拜，民间艺人和作家们开始对关羽降曹进行了各种的开脱和解释。
早在宋、元时期，民间艺人们就已经通过说书等形式对关羽降曹进行了一系列的润色和改造，到元代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三国志平话》中，这个历史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场景：

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这个处理可以说集几百年民间智慧之大全，关羽投降有了三个条件，而“降汉不降曹”的说法也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这个构思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漏洞。所谓“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的提法，显得太琐碎，立意太低，写的也太露骨了。容易让人感觉另有所指，似乎有意在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关羽同曹操争抢秦宜禄夫人这一风流事进行掩饰，有点欲盖彌张的味道。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情节又有了一番改造：

公曰：“一者，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厢曹公，凡有杀戮，不禀丞相。二者，二嫂嫂处，请给荒疏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望文远贤弟急急回报。”

从文字技巧上看，罗贯中的手笔明显比民间艺人们高出了很多。不过，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觉得这个说辞还是有问题。因此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又做了一次改动，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父子的写法：

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毛宗岗父子改动的核心内容其实就一个地方：把罗本中的“曹公”改成了“曹操”。很明显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对曹操“曹公”的尊称感到非常不满，特意而为。经过这三次的加工和改造，关羽降曹的故事终于定型，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开脱理由。
以上这三种改法究竟好不好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降汉不降曹”上。显然毛宗岗父子认为是很不错的：
“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脚注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
这一段宏论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笔者倒是有一个疑问：且不说“汉是汉，曹是曹”，就这个“降汉”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试想：刘备一直打着兴汉的旗帜与曹操争雄，经关羽这么一说，原本的“正义之师”岂不是变成了“反贼”？关羽倒是解脱了，那刘备及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就变味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关羽是大义凛然，实际上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看来经过几百年的加工改造，民间艺人和作家们似乎还是没有为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寻找出一个另人信服的开脱理由，所谓的“降汉不降曹”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以笔者浅见：还不如干脆就写曹操爱惜人才，以刘备的两个夫人来要挟关羽。关羽事出无奈，只得举手投降，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笔者认为：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就算这样写法，会对关羽的英雄形象产生什么伤害呢？我看还不至于。就算怎样去掩饰，反正关羽到底还是投降了，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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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 说说关羽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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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妻子的问题，不但在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等史料里没有记载，就是在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之中也是不见踪迹。不过，作为千古忠义的化身，一千多年来的那么多民间艺人又怎会放弃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机会呢？明代出现的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就已经特意添加了关羽妻子的情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之后，版本出了很多种，虽然毛本《三国演义》中不曾出现这位关夫人，但另一名为《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的版本中，作者就特意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的这个故事做了一番修改，加到小说之中。
《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在“关索荆州认父”一段中，有这样的描写：
忽有小校报曰：“门外有一小将军，姓名花关索，身长七尺，面似桃花，他要进见，特来报知”。关公曰：“唤他入来见吾”。小校传令与索。索谓母曰：“母亲与妇暂切在此片时，儿先入见爹爹’ ”。索入见关公，双膝脆下，垂泪曰：“儿三四岁时，见父不在家，常问于母。母道父亲自杀本处霸豪，逃难江湖，雁沓鱼沉，不知何所。又值家贫，只依外父胡员外抚养长成，指教说父昔日在桃园结义，今闻在荆州，特来寻见”。关公迟疑不信。索曰：“父不认儿，儿无所倚。”哭昏在地。
张飞扶起，谓云长曰：“吾看此子，必不妄认。兄出外日久，家中事恐忘怀了。可仔细思想，逃难之时，嫂嫂有怀孕否？”关公沉吟半晌，曰：“吾逃难时，妻小果有怀胎三个月。但此子即是吾儿，宜姓关，何姓花，名关索，吾故不敢遽认”。张飞复问其故。索答曰：“七岁时，元宵观灯，迷失道路，被索员外拾去，养至九岁，送与班石洞花岳先生学习武艺的，因此兼三姓，取名花关索。》”关公听毕，掩面哭曰：“吾儿若不来，怎知你子母艰辛。”
经过一番曲折，夫妻也因此团圆。
原本只以为这个故事是《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作者和之前的民间艺人的杜撰，不料到后来居然出现了一个十分离奇的事情。据钱静方（别号泖东一蟹，近代青浦人）《小说丛考》一书记载：“清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浚井，得关公圹砖，上刻公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甚详”。圹砖，也就是墓碑，上面刻有关羽上两代人的资料。王朱旦根据这些资料，写下了《关侯祖墓碑记》。在该文中也提到了关羽的妻子：“侯长娶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和《关侯祖墓碑记》中居然同样提到关羽的妻子姓胡。这一惊人的巧合，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到底这是历史真实呢，还是以讹传讹的附会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这两个故事都是民间艺人和小说家的附会。关羽原本就是一个平民化的英雄人物，出生低微，加上早年还是个通缉犯，亡命江湖，家庭离散很是正常，其妻子不见经传并不出奇。只是因为后来关羽名振华夏，关于他的野史埤文越来越多，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以上关妻和关索的故事往往容易被人接受。其实，不但是这个关妻，就连关索也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学家所证实。[/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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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罗贯中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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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瞻是诸葛亮的长子，幼年非常聪慧，深得其父喜爱。凭借诸葛亮生前的威望，诸葛瞻十七岁就任骑都尉，先后担任过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等要职。在蜀汉后期日见衰落的环境下，诸葛瞻宛如又一个诸葛武侯出现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这倒不是因为诸葛瞻自身有多大的能力，基本上还是靠诸葛亮的威望。蜀人非常怀念诸葛亮，逐渐变成了爱屋及乌，所以每当蜀汉朝廷出现了一个善政佳事，人们都会认为是诸葛瞻的功劳，那怕这和诸葛瞻根本没什么关系也一向如此。景耀四年（公元263年）诸葛瞻被委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魏征西将军邓艾征讨蜀汉之时，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一起上阵御敌。期间邓艾曾经派人对诸葛瞻进行劝降，诸葛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以上记载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在此陈寿虽然认为诸葛瞻“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但是对其在战场上表现和最后壮烈殉国的情形还是做了基本的表述。对于这个历史瞬间，裴松之后来在《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注中也引用了两个资料：

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晋泰始起居注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

从以上的几个历史记载来看，虽然诸葛瞻能力不济，但是其忠贞不二、壮烈殉国的行为，却是值得后人赞颂的。诸葛亮祖孙三代虽然未能帮助刘备、刘禅父子完成复兴汉室的宏愿，但为了蜀汉的江山前赴后继，驰骋疆场，最后都是死在沙场之上，可说是满门忠烈了。

原本这是个忠义两全的历史佳话，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应当加以重墨渲染的故事，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转变：诸葛瞻差点成了个叛徒！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四“诸葛瞻大战邓艾”中，是这样描述的：

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谴使送入蜀寨。守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诸葛瞻看毕，疑之未决。其子诸葛尚在侧，问曰：“父亲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为何而降耶？”尚曰：“儿见父亲有三顾之意，容魏使入寨，与之相见，一也；得其书而审其来意，二也；见封琅琊王而不怒，三也。”诸葛瞻扯碎其书，曰：“吾不及吾子也！” 叱武士立斩其使，令从者持收回营，见了邓艾。

经罗贯中这么一写，好象诸葛瞻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不是因为儿子诸葛尚的义正词严才幡然悔悟的话，没准诸葛瞻就要当叛徒了！

这段描述，无论是罗贯中出于哪个目的、任何角度，都是一个明显的败笔：既篡改了历史上诸葛瞻父子毫不犹豫、以身殉国的史实，又破坏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对自己精心塑造的完人---诸葛亮的伟大形象也是一个间接而严重的伤害。这个情节的构思，不能不说是罗贯中这位文学巨匠的一个严重的失误。（罗贯中肯定是看过《三国志》的，这个情节的编排应该也是有意的，不过究竟是什么用意笔者无法猜测，还是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吧）

清代毛宗岗父子在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评改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不合理的情节进行了重大改动。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邓士载偷渡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中是这样描述的：
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守门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 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
这样一改，马上又回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改动对于毛宗岗来说，是一个得意之举。怪不得毛宗岗在本回的点评中写到：

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而能以一死报社稷。君子曰：武侯于是乎不死。盖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则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家训，不其有愧乎？故瞻、尚亡则武侯存。

这段评价在笔者看来，不但是毛宗岗对自己的改动所做的一个回顾，也算得上是对罗贯中的一个婉转的批评。对后世者来说，毛宗岗的成功改动也非常值得称赞。如何完整的体现人物形象，不但是一般作者面对的课题，对于文学巨匠来说，这一点也是必需认真对待、绝不能马虎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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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伤脑筋的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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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的一天，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文人墨客集聚在一起，谈完天说完地，自然而然就把话题转到了女人的身上了，也不知道是哪位仁兄提出来要众人评点古今美女。一番研究、讨论之后，大家选出来了三个：西施、王昭君、杨玉环。正当要将此三人定名为“三大美女”的时候，只见一位兄台手持《三国演义》，慢慢悠悠地说到：“非也非也，诸君独漏貂蝉矣！此女不但美若天仙，且为一巾帼英雄！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冑，以盻睐为戈矛，以嚬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乱，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若貂蝉未位之列，有何趣哉？”一言既出，众皆哑然。于是乎貂蝉也就名列美女之列，“三大美女”也就变成了“四大美女”。
看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许会觉得莫名其妙，有怎么回事吗？笔者要坦白坦白：这个故事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貂蝉能成为“四大美女”之一员，却的的确确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功劳。如果没有罗贯中的妙笔，貂蝉是不可能成为“四大美女”之一的。罗贯中自己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会对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要不然罗贯中绝对不会在塑造她的时候有头无尾了，令几百年间很多人为自己的疏忽而苦思冥想了，伤透脑筋了。
貂蝉算是出名了，面对这么个名人，后世的人开始伤脑筋了。其一伤脑筋的是貂禅的籍贯。有人说她是山西的，有人说她是陕西的，还有人也不知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证明貂蝉是甘肃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各地都拿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所谓民间传说作为依据，这样一来就把很多民间艺人的脑筋都伤透了，结果是谁也没争赢，还是那么悬着。
第二种伤脑筋的是后来的专家、学者。貂蝉这个人物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呢？她又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在正史中没有，但她又好象是一个影子，若隐若现。于是专家们又想出了几种假说：
一说是董卓婢女说。《三国志&#8226;吕布传》及《后汉书&#8226;吕布传》中记载：“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二是吕布之妻说。《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提到：“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合外，同声大呼攻合，合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
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说。《三国志&#8226;关羽传》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关羽）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姑且不论这三种假说是否合理，都能够想象出这些专家、学者的辛苦了。不过，虽然很伤脑筋，但其结果也是莫衷一是。
前面已经说过，在正史上并没有貂蝉这个人。但她又好象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 这回更让专家、学者伤透脑筋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梁章巨，这位老先生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把脑袋都快想破了，但也没能得出个准确的结论来。其著作《归田琐记》中言到：“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可能梁老先生还是觉得有点不甘心，在《浪迹续谈》中又来了一句：“李长吉作《吕将军歌》云：‘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盖指貂蝉事，而小说从而演之。黄原告余曰：‘《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番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而刁蝉之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梁章巨可谓锲而不舍，不过他引用的资料又有些问题。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抄》中于此条下有按语云：“案今检《开元占经》卷三十三，注中未尝有引《汉书通志》之文。”加上《汉书通志》这本书又早就失传了，梁老的努力也就算是白费了。
总之，以上的几个疑问让专家、学者及民间艺人大伤脑筋，这还不够。接下来更伤脑筋的事情又把几百年来的剧作家给难住了。作为艺术形象的貂蝉，其结局到底如何安排才算合适呢？罗贯中的安排应该说不太好。罗贯中让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如此的结局让人很是担心。毛宗刚就忧心忡忡地评点到：“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显然，以曹操的好色，毛先生是觉得貂蝉迟早会落入曹操的魔掌，有点于心不忍。那么，剧作家如何构思呢？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也有说是曹操特意派貂蝉到关羽身边，去引诱关羽）。关羽甚爱怜之，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以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此外，还有《关公月下送貂蝉》这一剧目。看起来好象是为貂蝉安排好了结局。但是有趣的是，为什么会把貂蝉和关羽联系到一块呢？仔细一对照就发现，原来这些剧作家没安什么好心。《三国志&#8226;关羽传》注引《蜀记》中曾经提到关羽同曹操争女人这么件风流韵事，这对关爷的形象无疑是个极大的侮辱。为了维护关爷的尊严，剧作家们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帮关羽涂脂抹粉、戴高帽子的。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些剧作家们的无奈：不知道怎样设计貂蝉的结局。
如何构思设计貂蝉的结局？这个问题一直把古人搞的是头晕脑涨，就算到了现代，也还萦绕在文艺工作者面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开拍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当时包括刘世德、李希凡、沈伯俊等国内研究三国的著名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和改动。貂蝉的结局终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七集中，貂蝉在吕布杀了董卓以后悄然离去。这个处理可谓独具匠心，“对貂蝉的结局加以虚化处理，维护了人物形象的完整和美感，给观众流下想象和回味的余地，实为成功之笔”（沈伯俊语）。可以这么说，这是几百年来对貂蝉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好处理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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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王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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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展现诸葛亮口才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舌战群儒”，另外一个就要算“骂死王朗”。这一段文字写的很精彩，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一次：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诸葛亮的这段话，针锋相对、言辞犀利，把王朗骂了个体无完肤，难怪“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换谁谁也受不了，也真够绝的。
不过查阅史书《三国志》是找不到这段话的，这明显又是小说家的杜撰。原因有二：一是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王朗还在曹魏国都做司徒，没有前往前线；其二，王朗的确是死在公元228年（这一年正好是诸葛亮一出祁山），但从史料看，应该是死在许昌而不是祁山。这里面就产生出一个问题：罗贯中的这次杜撰仅仅就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另有原因呢？
应该说罗贯中是特意安排的，原因还是出在王朗自己身上。理由有二：
其一，王朗在三国时期的名气很大，也是曹魏重臣。《三国志&#8226;王朗传》记载：王朗早年就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著称，汉末割据时期的徐州牧陶谦就任命他为会稽太守。曹氏三代对王朗也是非常的赏识，从曹操时代的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到曹丕时期的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少府、奉常、大理、司徒，直至最后曹睿的司徒，位高权重，一帆风顺。陈寿对他的评价是：“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让一个这样的对手死在诸葛亮的手上，符合罗贯中“尊刘贬曹”的作品倾向，也对应了大将手下从来不斩无名小卒的传统写法。
其二，王朗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和诸葛亮有过口舌之争，却曾笔墨相斗。据《三国志&#8226;许靖传》记载：王朗和蜀汉大臣许靖是旧交，蜀汉政权建立后，王朗曾经多次写信规劝许靖等蜀汉大臣投降曹魏，但许靖则是不与理睬。王朗不死心，同时又向诸葛亮发起了挑战。《诸葛亮集》中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等人分别致信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面对曹魏发动的舆论攻势，诸葛亮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文章中就有”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之类的文字，对王朗之流的言论进行严厉反击。显然，这一次笔墨之争被罗贯中注意并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素材。
对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加入“骂死王朗”的意图，清代毛宗岗一语道破：罗贯中是把这一段对话当作诸葛亮征讨曹魏的檄文，借诸葛亮之口为北伐中原寻找正义的理由：“人但知讨贼者当诛其首，而不知讨贼者当先诛其从。何也？无贾充、成济，则司马氏父子不能肆其凶；无华歆、王朗，则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恶。故骂曹操而不骂华歆，未足夺曹操之魄；骂曹丕、曹睿而不骂王朗，未足褫曹丕、曹睿之魂也。骂曹操者，有陈琳之檄矣，有衣带之诏也，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独于曹丕而缺焉。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骂曹丕，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
罗贯中对王朗这个人物的设计，同其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蒋干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冤枉“了王朗一回，但让王朗死在诸葛亮手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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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小议“孟德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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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倒霉的曹操”一文中曾经提到：“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对于这样一个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罗贯中的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他并没有对曹操一味的贬低，在深刻揭露其“奸”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曹操的“雄”，有时候为了表现曹操的“雄”甚至特意杜撰出一些事件来。象“孟德献刀”就是一例。
《三国演义》第四回介绍：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东汉小朝廷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开始独揽大权，引起朝廷很多大臣的不满。司徒王允苦思无计，“掩面大哭。绝不说起胸中心事，突然放声大哭”。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曹操自告奋勇，借得王允的七星宝刀，主动去行刺董卓。之后的情节描述的非常精彩：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行迟耳。”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布领令而出。操暗忖曰：“此贼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这段情节可谓活灵活现。不过证诸史料却是子虚乌有。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三国志&#8226;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 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
这段情节的设计，体现出罗贯中对历史上曹操性格的了解和把握。少年时期的曹操虽然放荡不羁，然而“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8226;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中就提到：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世说新语&#8226;假谲篇》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历史上的曹操性格中就有机警、灵活的一面，罗贯中在参考史料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特意把曹操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加以升华，杜撰出了“孟德献刀”的情节，把曹操在历史上恶作据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提升到汉末董卓乱政这个重大背景进行刻划，无疑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增色不少：当王允等百官放声痛哭之时，惟有曹操“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体现出曹操对这些所谓朝廷重臣无能的一种嘲弄，显然曹操一早就想好了刺杀董卓的办法，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献刀未果，曹操马上又能及时脱险，足见作者对曹操的一种赞赏。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推托马羸，未必不为此时地也。奸雄妙算如神。”中国古典作家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于此也可见一斑：善于利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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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曹操是如何变成花脸奸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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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位英雄（见《而已集》）。”的确，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少有大志，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挾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豪强割据势力袁绍、袁术、吕布等，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退回北方，同蜀、吴成鼎足之势。曹操还在北方屯田并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曹操用人唯贤，打破了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才，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篇激昂慷慨、悲壮苍凉，深受后人喜爱。
在曹操死后的几百年里，他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错的。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称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西晋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称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直至宋代之前，曹操的形象仍然是比较高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当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在这几百年里，虽然也出现了贬低曹操的种种评价，但倒也不是主流的评价。可以说直至唐代末年，曹操无论是在封建统治阶层还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都基本上属于一个正面人物。
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转变出现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就提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理学家朱熹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通鉴纲目》）。陆游诗中也有“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句子。再到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丑化曹操的剧目，这一点在元代的杂剧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元代民间艺人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对于曹操的丑化，则更加说明曹操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被大大贬低。罗贯中最后来了个集大成，他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塑造，更是令曹操的奸臣形象活灵活现，深入人心。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从宋代到元末的几百年间，汉族屡遭外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使得汉族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有了“还我河山”的愿望。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的出现。而当时的作家又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三国故事作为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把刘备、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当作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怀念，而把董卓、曹操之流看成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仇恨，加上在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有过类似的劣迹，因此，曹操也终于由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花脸奸臣了。
其实在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三国时代，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象刘备、孙权之流又何尝不是象曹操一样至民众之生死于不顾呢？被后世尊为正统的刘备，不也是曾经“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吗？（见《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孙氏父子三人，为了达到其逐鹿天下的目标，不也是四处征讨，杀人无数吗？袁术、袁绍、刘焉之流，又哪里让人民享受什么好日子，但唯独曹操为千夫所指，岂不怪哉？
曹操曾经写出诸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来表白一下他对于乱世的忧心和对民众苦难的悲悯，这不正说明他对于太平生活的一种渴望吗？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已经毫无悬念的局面之下，曹操终其一生，虽三分天下有其二，却始终保留了他汉臣的名分，如此气魄，岂是奸臣二字所能涵盖的呢？[/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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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吕布诛董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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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利用董卓松懈之机，一举杀掉董卓。王允想杀董卓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早就对董卓的倒行逆施不满，处心积虑，一直在等待机会铲除董卓。而吕布和董卓的情况却和王允截然不同。吕布和董卓“誓为父子”，在董卓的一手栽培下已经成为中郎将、都亭侯，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听从王允的摆布而放弃大好的前程吗？难道真的是因为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及“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这么两件事情就和董卓反目成仇进而把董卓杀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吕布投靠了董卓以后，和董卓的关系如何？自己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怎样？为什么吕布最后把董卓杀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逐一分析。
一．吕布和董卓的关系
首先是吕布和董卓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正史、野史上倒是非常一致：关系密切。《三国志&#8226;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汉书&#8226;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由此观之，好象确实不错。不过，在史料记载中还有一段记载容易被忽略。《三国志&#8226;吕布传》、《后汉书&#8226;吕布传》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都同时都记载：
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㈠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另外，在《太平御览》卷五五注引《典略》更加提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
这个记载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有误在前、吕布怀恨在后，纯属个人恩冤。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个资料的事实证明：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转变，不象平时理解的那么密切，董卓此举有一定的目的，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董卓“性刚而褊”。
“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这是时人对吕布的一致看法，而且此时的吕布手下还拥有一干丁原旧部，这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董卓对吕布“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并且“誓为父子”，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安抚和利用这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为自己卖命。等到董卓地位巩固、外部威胁减少以后，对吕布的态度有所改变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另外，吕布在后来投靠袁绍寄人篱下的时候还会发生“将士钞掠”的情况，说明吕布对部下的管制不严，极有可能此时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引起了董卓的不满，加之其他的矛盾，导致董卓“拔手戟掷布”，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此推测之一。
吕布在董卓手下做过什么，史料不详。但有两条很明显：
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
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这段记载在《三国志&#8226;吕布传》、《后汉书&#8226;吕布传》和《资治通鉴》中都可以看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吕布已经从“飞将”变成了董卓的保镖。而此时的吕布显然手下还有众多并州兵马，驰骋疆场才是吕布的特长，董卓的行为是什么意图呢？有人认为是对吕布的一种信任，笔者认为不尽然：与其说这是对吕布的信任，还不如说这是董卓加强对吕布控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变相的削弱了吕布和自己部下的联系，以便直接加强对并州兵士的控制（关于并州军队和董卓的嫡系---凉州军队的矛盾，下面会提及）。把吕布限制在自己的身边，就等于把整个并州军队牢牢的抓在手里。此推测二。
从以上的两个推测分析，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其实属于相互利用，在这种前提的影响下，两人的关系随时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就注定这种关系是非常的不稳固的。
二．吕布及手下的发展
以上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有些证据不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问题：吕布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从史料分析，吕布和其手下的并州官兵在董卓的阵营中是非常受排挤的，而且矛盾比较激烈。方诗铭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证：
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 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8226;董卓 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 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 轸、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 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 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 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字文才(《三国志&#8226;吴志&#8226;孙坚传》 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8226;魏志&#8226;董 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 战争中，胡轸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 全军统帅。由于胡轸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对并州军 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8226; 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8226;百官志》 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从方先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董卓手下同吕布的矛盾和敌视情绪，虽然不能直接归咎于董卓的指使，但其手下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了吕布及其一干并州兵士对董卓的态度，双方的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另外从《三国志&#8226;董卓传》中“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的记载分析，董卓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根本不让吕布有在外独立屯兵的机会。
三．吕布和董卓的较量
那么，既然矛盾和敌视都存在，董卓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吕布呢？笔者认为这是董卓的判断出了问题：没有预见到吕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造成董卓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董卓对吕布这个武夫不了解，在他看来，吕布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的，吕布乃一介武夫，政治头脑又差，就算对自己有什么不满，都不会闹到刀兵相间的地步。而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司徒王允一直对自己心怀不满（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掩卷而泣叹王允）。司徒王允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最后吕布联合王允杀掉了董卓的结果，这才是董卓最大的失策。
王允原本就和吕布是同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三国志&#8226;吕布传》中载：“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对于吕布的处境，王允应该是看的比较清楚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地说服吕布。而吕布因为受到董卓及其手下的双重压制，心情郁闷，投诉无门，找到王允这个能够代表朝廷士大夫势力的实力派人物，自然满心欢喜，并通过与王允的谈话了解到朝廷官员对董卓的不满，摸清了王允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吐不快，最后同王允形成了一个同盟，终于干掉了董卓。当然，吕布倒没有王允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不过这时候他还是想到了和董卓的表面关系，所以吕布才假惺惺地问王允：“奈如父子何！”明明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还要装上一装。当时王允也是很给他面子：“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给了吕布一个下台阶，还把问题的本质说了出来，吕布就更加不会犹豫了。从后来董卓死时《后汉书&#8226;董卓传》中“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次杀董卓也的确是造福于民，有功于社稷，值得大书一笔，吕布立了大功，虽然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也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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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吕布杀丁原的另外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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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杀害丁原投靠董卓，是一件臭名卓著的历史事件，不但是史料记载中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见陈寿《三国志&#8226;吕布传》）的开始，而且也成为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吕布“三姓家奴”恶名的起因。

本文无意为吕布翻案。只是想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看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吕布（？---公元198年），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早年就因为骁勇在并州当差。并州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后，任命吕布为主簿。这是史料记载中吕布所担任的第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吕布来说显得比较有趣。主簿是东汉三国时期中央和州郡长官所属属官，其职为主管文书，协助处理事务。很明显这是个文职。而我们从吕布一生骁勇善战、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来看，这个职务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在这个岗位上吕布能发挥多大的能力尚属疑问。《三国志&#8226;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是这样介绍丁原的：“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从这段记载看，丁原基本上属于一介武夫，能否做到知人善任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三国志&#8226;吕布传》说丁原对吕布“大见亲侍”（《后汉书&#8226;吕布传》中亦云“甚见亲侍”），但吕布的态度如何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此时张辽担任的职务已经是从事，比吕布的职位要高一级。但不管怎么说，吕布迈入仕途不久，就算对丁原有点什么不满，也不会过早的表露出来，因此，笔者提出一个疑问：丁原对吕布真的就是“大见亲侍”吗？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丁原没有重用吕布而导致吕布的不满，最终在董卓的利诱之下杀害丁原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乱政。为消灭异己，董卓指使吕布把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杀死，开始控制朝政，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董卓用了什么手段离间了原本关系亲密的丁原、吕布呢？陈寿的解释非常的含糊。《三国志&#8226;董卓传》中说：“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在《三国志&#8226;吕布传》中也只是说：“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到后来南北朝范晔大概也没有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因此在《后汉书&#8226;吕布传》也只能跟随陈寿的说法，写上了“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能是说：“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既然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说明吕布诛杀丁原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通过这些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求寻找出一个大致的答案。

董卓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赶至途中之时，洛阳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何进遇刺、宦官被杀、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董卓是第一个找到少帝及陈留王刘协并把他们带回洛阳的。此时的董卓身兼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等职务，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此次又勤王有功，自然倍受关注和推崇。面对洛阳的混乱局面（当时进京的部队共有八支之多），董卓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应变能力。《九州春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董卓的这个举动非常的高明，虽然他暗藏祸心，但对于稳定洛阳的局势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何进、何苗的部下纷纷投靠董卓，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队也随着吕布一起站到了董卓的阵营。此时的董卓从表面上看，有功于社稷，并且得到了部分朝廷官员的拥护。

此时的丁原被杀，固然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因素，同时也有丁原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态度有关。于涛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一书中提到：

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十宗罪。。。。。。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
于涛最后的关于“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的观点笔者认为有点勉强，但是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袁绍对董卓入京是什么态度呢？《三国志&#8226;袁绍传》中说招董卓进京原本就是袁绍的主意。而当时的很多朝廷重臣对招一向名声不佳的董卓入京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来袁绍察觉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与董卓分道扬镳。从最后被杀的结果分析，丁原和袁绍应该处于同一阵线，自然也会站到董卓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丁原被杀也是意料中事。

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让吕布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真是难为了这个以武力见长而头脑拙劣的吕布，他的想法未必有袁绍、曹操等人那么清晰。更何况连大将军何进的部下都投靠了董卓，部分公卿也支持董卓。以笔者之臆想：在吕布的心中，董卓很可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而丁原这个上司也就成为了叛逆，被董卓唆使去杀害丁原，自然变成了义举，属于弃暗投明。而从吕布杀丁原投董卓之后丁原旧将的反应看，对吕布的举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抗，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

一是和吕布一样认为董卓属于正义的代表，吕布杀丁原是义举；

二是丁原这个旧主的管理水平太差，不能得到大多数部下的拥护和支持。

三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这三个理由估计连吕布心里都有，而吕布在这次行动中能成为受益者，估计还与他在军中的威望有关（后来不管吕布怎么折腾，这帮人都是一直跟随他，称的上忠心耿耿了）。总之，不管出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吕布的行为都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虽然吕布把丁原杀了，不过笔者还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就算吕布不杀丁原，丁原也未必就能善终，那么，吕布的行动是不是间接的保护了其他众多的并州将领和士兵免受杀戮呢？他的行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是为顺应当时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正确选择的呢？[/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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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桃园三结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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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罗贯中把它放在《三国演义》开篇的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黄巾起义危及到幽州的安全，太守刘焉出榜招募义兵。刘备，这个已经沦落到“贩屦织席为业”的小贩，和“颇有庄田，卖酒屠猪”的个体户以及杀人犯关羽三人在涿县相逢，一见如故，便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共同开始了鏖战疆场、创建蜀汉政权的征途。随着几百年来《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的广为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也变的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了。
在历史上，刘备、关羽和张飞是个什么关系呢？
陈寿《三国志&#8226;关羽传》中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三国志&#8226;张飞传》中提到：“羽年长（张飞）数岁，飞兄事之”
《三国志&#8226;刘晔传》也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这三段史料足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则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密的“恩若兄弟”；二则是“恩若兄弟”而非结拜兄弟，史料也无结义之说。不过，这段史料却给了后来的民间艺人、剧作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有专家考证“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概在宋元时期就开始流传。宋末元初赫经在《重建庙记》中已经出现了“初，王（关羽）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为友，约为兄弟”的说法；《关羽戏集》中也引用了元末诗人的诗句“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弟与王”； 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蒲州州尹臧一鬼欲谋自立，请关羽为帅。关羽杀之，逃往涿州范阳。张飞则在当地开了一家肉店。张飞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并扬言如有人能搬开巨石，就分文不取，送肉给他。一日关羽路过张飞的肉店，搬动张飞用以压刀的千斤巨石而不受肉。张飞回店后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客店相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二人见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刘备大醉而卧，只见有赤练蛇钻如刘备七窍之中，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又共拜刘备为兄长。三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誓“不求同日而生，只求同日而死”。这个故事虽然饶有趣味，但又未免荒诞。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桃园三结义”构思的就好一些：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不因躲难身漂泊，怎遇分金重义知。
却说有一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燕邦涿郡范阳人也；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家豪大富。因在门首闲立，见关公街前过，生得状貌非俗，衣服蓝缕，非是本处人。纵步向前，见关公施礼。关公还礼。
　　飞问曰：“君子何往？甚州人氏？”关公见飞问，观飞貌亦非凡；言曰：“念某河东解州人氏，因本县官虐民不公，吾杀之。不敢乡中住，故来此处避难。”飞见关公话毕，乃大丈夫之志。遂邀关公於于酒肆中。飞叫量酒，将二百钱酒来。主人应声而至。
关公见飞非草次之人，说话言谈，便气和酒尽。关公欲待还杯，乃身边无钱，有艰难之意。飞曰：“岂有是理！”再叫主人将酒来。二人把盏相劝，言语相投，有如契旧。正是：龙虎相逢日，君臣庆会时。。。。。。。。
当日，（刘备）因贩履于市，卖讫，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罢。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
　　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敞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有德公，见汉朝危如累卵，盗贼蜂起，黎庶荒荒，叹曰：“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乎！”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
这个这个情节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情理。但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比较粗糙，而且立意也低。
罗贯中不愧为文学巨匠，这些史料、故事到了他的手上立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罗贯中删除了一些荒诞的成分，改成了三人在国难当头，欲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个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结为兄弟，尤其在三人焚香再拜说誓言时道出：“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样一来，立意也就高了，朋友关系拔高了一大步，把一个单纯的结拜变成了一种共赴国难的相互扶持，使人倍敢崇高而亲切。一部大书把“桃园三结义”放在开头，这就为以后他们三人为实现“共举大事“这么一个奋斗目标，而能”同甘苦、共休戚、患难相携“的深厚情谊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中关羽、张飞为辅佐刘备恢复汉室而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就更加令人信服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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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漫话关公战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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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徜徉长沙市及所属县区，您都能看到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遗址，听到很多相关的三国故事。这时候大家都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关公战长沙”。这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及诸如《善化县志》之类地方志中都有介绍，想必长沙人更是耳熟能详了。
围绕着“关公战长沙”这个故事和相关的名胜遗址，我们不妨沿着时光的隧道回到过去，来探索、搜寻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点点滴滴。
一． 历史真相的回顾
翻开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其它一些相关历史典籍，再来看看“关公战长沙”这个故事，一定会大吃一惊，没准还会惊呼一声：历史上怎么没有呀？我们又上当了！是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关公战长沙”这一出。而且历史上的刘备取四郡也没有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写的那么复杂。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载对这个所谓的“关公战长沙”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吧。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打败。刘备、孙权的势力都积极向荆州地区扩张。在这场较量中，刘备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首先推举已故荆州牧刘表的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利用刘家在荆州的影响力取得荆州大部分地区官吏、豪强地主、百姓的支持；同时，刘备亲自率军南征武陵、桂阳、零陵和长沙四郡，配合武力威胁。在刘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面前，以上四郡先后投降。为团结这些刘家旧部，除桂阳太守换成了赵云以外，包括长沙太守韩玄在内的三郡太守均是官居原职（也就是说，韩玄并未被杀，他活的好好的），并未做出什么调整。此时的黄忠，尽管身处长沙郡，但并未和韩玄在一起，而是同刘表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磐镇守攸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攸县）。听到太守韩玄投降的消息，也随之归顺（即史书上说的“委质”）刘备，是属于主动投降的，期间找不到“战长沙”的蛛丝马迹，多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事；而关羽的行踪，史书中没有交代，有没有来过长沙尚未可知，看来这个“关公战长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子虚乌有的。而且，如果关羽和黄忠果真在长沙大战过一番，而且是惺惺相惜的话，那后来关羽就不会因为不愿和黄忠同列而称他为“老兵”了。倒是另外一个名人---诸葛亮肯定来过。刘备在平定四郡后，任命诸葛亮担任为军事中郎将，他督桂阳、零陵和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
通过以上历史事件的解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刘备（或许这里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的审时度势和雄才大略。至于黄忠，在这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配角，而关羽有没有到过长沙还是个未知数呢。由此观之，那些后来的名胜遗址着实有点莫名其妙了。
二． 早期创造的痕迹
“关公战长沙”的这个故事上面已经证明是虚构的。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现的呢？故事的雏形大概历史也比较久远了。元杂剧《走凤雏庞掠四郡》和讲史话本《三国志评话》中已经有了“关公战黄忠”的内容。这里选取《三国志评话》来做一个介绍：
太守金族引军出马，与孔明对阵。金族使一将出马。军师大惊。统曰：“此鄂郡人也，姓黄名忠，字汉升。”军师使魏延相杀。二日不分胜败。使张飞对阵，与黄忠斗到十合，又不分胜败。黄忠言曰：“吾只识云长，岂识张飞！”魏延前后十日不能收金陵郡。军师言曰：“黄忠乃将材也。皇叔不能降这汉？”使一人入荆州，令关将引五千军从荆州来。众官接入寨。无三日，关将与黄忠斗中，不见输赢。军师问庞统，言曰：“前者说四郡时，庞统言曰，曾与黄忠道话。黄忠言：‘吾乃江南一贼，金族与我恩厚。若金族在，当杀身而报；倘若金族死，然后择其主而佐。’”诸葛言：“得黄忠也。”无三日，武侯与黄忠对阵。武侯诈败。金族赶落阵，行数里，复把金族拦住。武侯四马车，车内坐军师，倒身，弩箭皆出，射杀金族。军师班军入寨。无三日，黄忠来报仇。庞统说黄忠，不肯纳降。黄忠言曰：“我有一病，您误然杀我主公，我须报仇，岂有纳降者！”与张飞交马，斗到百合，不分胜败。又使魏延出马，二将合并黄忠。忠威武转加。军师言曰：“老贼忒逞不睹事，当斩黄忠！”四骑马交战，见一道血起，一将落马。
却说黄忠马失，轮刀步战三将。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黄忠把金族埋殡了毕。军师班军入荆州见皇叔。皇叔看三将：为首者是庞统，皇叔言：“贤人也。”又看魏延，“贤德也。”言：“不若吾弟关公。”又看第三将是黄忠老将。
应该说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原因何在呢？无论是诸葛亮、庞统，还是关羽、张飞、黄忠、魏延，虽然在其它时期发挥的作用显著，但在历史上刘备南征四郡的过程中却是毫无闪光可言，这引起了后世艺人和剧作家们的不满和关注。他们认为这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所以就利用这些空白之处进行创造，从而形成了《走凤雏庞掠四郡》和《三国志评话》中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之后的《三国演义》的创造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些艺人和剧作家对于《三国演义》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莫。
不过，这些创造还是相当的粗糙的，其中有一些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首先是把黄忠的上司搞错了，原本是韩玄，这里却变成了金族；其次，地点也错误的成了金陵而非长沙；为了突出黄忠，不惜让关羽、张飞、魏延都做了陪衬，这也是有问题的。虽说“红花还要绿叶扶”，但是把关羽、张飞、魏延这些名声显赫的“大红花”都变成了“绿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这种的早期创造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三． 罗贯中的成就和失误
要不怎么说罗贯中是一代文学巨匠呢。这一段粗糙的早期创造故事到了他的手上，马上就变了一副模样。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黄忠回到了他应该回到的地方---长沙，关羽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义释黄忠。英雄相见，惺惺相惜，旗鼓相当。一个不斩，一个不射，实在令人羡慕；既突出了关羽，又照顾了黄忠，实在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不过，罗贯中还是犯了两个小错误，让后世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诟病不已。一是关羽和黄忠的关系。既然在“关公战长沙”中两人如此的惜英雄重英雄，后来的关羽又怎么可能骂黄忠是“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呢？其二就是魏延的反骨了。虽然说这是罗贯中有意而为，但是实在有点荒诞。
看看，文学巨匠也会出错，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一点毛病。不过这也难怪。人无完人嘛！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评论家说长道短、著书立说来进行批评呢？这也算是罗贯中给后人的一点“贡献”吧！
四． 浪漫而实用的再创作
如果说历史学家们、评论家们要做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分析，那么民间艺人们则是根据文学作品中的盲点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民间艺人们觉得还是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要求，于是衍生出一种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的再创作的思路，因此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故事。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条条框框，怎么讲能够吸引听众那就怎么创作吧！所以到后来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越来越浪漫，越来越动听，并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一些相关的名胜遗迹也逐渐出现，这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心目中的英雄的一种怀念和热爱；当地的官吏和士绅也非常乐意出现这样的传说和遗迹，这毕竟对提高长沙的知名度、拓展旅游市场有好处嘛！于是在《善化县志》及一些地方志中便有意把这些民间传说加以吸收，变成了一种官方记载，于是乎长沙及其所属县区也就出现了那么多的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浪漫民间传说，为后世广为流传；那些相关的名胜遗迹也变的引人注目，成为人们凭吊关羽、黄忠这些三国英雄们的驻足之处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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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三种打督邮 三种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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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在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中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构思和想法，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8226;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没有写。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刘备打督邮的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的将其记录在《三国志&#8226;先主传》中而没有指出缘由。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至《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张冠李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 ，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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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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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马谡，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典型，而这种人物的结局绝对是比较悲惨的。的确，在陈寿《三国志》中最终是兵败后被诸葛亮处死（一说下狱后死亡）。马谡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的死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中进行了解和研究，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吧。
马谡，字幼常，是蜀汉重臣马良的弟弟，襄阳郡宜城人氏，兄弟五人皆有才名。刘备占据荆州之时马谡和其兄马良一起被刘备召为州府从事并随刘备一起入蜀征战，先后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书上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谈论军事，诸葛亮非常器重其在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常常引见谈论，从白天直到深夜。并委以重任，虽然先主刘备临终之时曾告诉诸葛亮：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
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谈到一起的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不听众议提拔马谡镇守街亭，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
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马谡的死诸葛亮造成的。简单的说，诸葛亮没有正确的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
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全才，而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披坚执锐、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的派马谡亲临前线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是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为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做错事情而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流下的，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对马谡的认识不够、使用不当而痛心疾首：是自己害了马谡！[/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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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刘备之功挂在诸葛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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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所出第一计，它既挫败了曹操欲消灭新野刘备的企图，又树立和巩固了诸葛亮在刘备营中的地位，表现出卧龙先生那种机智过人、临危不惧的思想性格，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作者在此还专门用了一首后人诗来称赞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这也可见这一仗对诸葛亮的重要性。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根本就不曾火烧博望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火烧博望坡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时，却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火烧博望坡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高卧，岂能去新野指挥军队火烧博望坡呢？
那么，真正火烧博望坡的指挥官是谁呢？是刘备。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记载：“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李典传》中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综合史料的情况分析：刘备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投奔刘表之后，刘表对刘备虽然不加重用，但也算是厚待，给了他一些军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曹操闻讯后，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被战败逃，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
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的更加精彩。在《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8226;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则是水平低劣。《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8226;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之差的在当时已是有目共睹，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出现在刘备身上的。《资治通鉴》载：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儶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儶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儶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儶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儶。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8226;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儶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儶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算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的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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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三顾茅庐与毛遂自荐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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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这可以算做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功劳。罗贯中用了洋洋洒洒6000多字的篇幅来描绘这段被后世誉为千古佳话的故事，写的是一波三折、精彩纷呈、意境深远，令人难以忘怀。
罗贯中采用的这个“三顾茅庐”故事出自诸葛亮自己的说法。诸葛亮曾在出师北伐之前向后主刘禅上过一篇《出师表》，在其中诸葛亮提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写的是一清二楚，是刘备三顾茅庐才把自己给请出来的。很明显，西晋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就采用了《出师表》中三顾茅庐的说法。陈寿《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就是正史当中的记载，也就是三顾茅庐说。
不过在比陈寿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也叫做毛遂自荐说。据三国时期魏人鱼豢所撰《魏略》之中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又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为了使荆州免受战火的蹂躏，诸葛亮亲赴樊城去找刘备。见面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把诸葛亮凉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髦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髦牛尾结毦（也就是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结毦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除《魏略》一书之外，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提到了这个大致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早提出意见的是南北朝的裴松之。裴松之把《魏略》和《九州春秋》中的这种说法放如自己为《三国志》做的注中。不过裴松之在完成了这个资料的收集后，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显然裴松之是赞同三顾茅庐说的。
近几百年来，关于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就这个问题争论的相关范围越来越广，说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兼而有之。 针对这些争论，笔者想结合毛遂自荐说的主要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1. 毛遂自荐说认为《魏略》是一部良史，记载真实可信，因此毛遂自荐说是准确无误的，这种说法欠妥。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提法，部分原因是因为《魏略》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魏略》。我们现在了解的该书的片段都是出自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中，它是不是良史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就算争出了一个结论也说明不了什么。要说良史，《三国志》的成就一直为后人所称赞。《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我国二十多部纪传体史书中，“前四史”被公认为其中之冠冕，其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就这么一部史学名著，也还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失和遗漏，更何况《魏略》之类的野史。《三国志》流传以后，如《魏略》、《魏氏阳秋》、《江表传》、《吴录》之类著作就逐渐失传了，这不能不说与这些著作的弱点有关（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既然总体质量不能相提并论，就比比具体事件、人物记载的准确性。可以这样评价：无论是《三国志》也好，还是《魏略》也好，都对有记载对的和不对的地方，不能武断的说谁对谁错，因此也就没有了可比性。有人说陈寿是西晋人，鱼豢是三国时人，当然是鱼豢的记载比较准确，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且不说陈寿在蜀汉刘禅手下做过观阁令史，鱼豢对蜀汉的人物、事件的了解比之于陈寿有着天壤之别之外，鱼豢的毛遂自荐说资料是收集或者可能是道听途说来的，而陈寿的三顾茅庐说则出自诸葛亮。尽管鱼豢是三国时人，而诸葛亮则是当事人，谁更准确可信是可以明显区分的。至于说到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反倒可以用上时人与后人的说法了。
2. 毛遂自荐说认为：以诸葛亮胸怀大志、积极进取的性格看，诸葛亮不可能躲在家里等着刘备一请、二请、三请，因此诸葛亮会主动去找刘备。这种说法应该说也不能作为否定三顾茅庐说的依据。就这个说法，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发表了大量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结果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不妨换一种方式来想想，有没有一种既不违反毛遂自荐说的诸葛亮的性格又按照三顾茅庐说的发生三顾茅庐事件的可能性。可能有两种：第一，刘备去了三次，但前两次去出了一点小问题。也许第一次去，因为有事情发生，中途回来了；第二次去诸葛亮不在；第三次才遇见。第二，诸葛亮的确想主动去投靠刘备，事前还利用司马徽、徐庶为自己做了做宣传。谁知道刘备一听司马徽、徐庶的介绍后，马上就急不可耐，立即去找人了。而诸葛亮此时又外出云游，没想到有这么快，所以出现了三顾茅庐的事情。至于有学者提出的既有毛遂自荐又有三顾茅庐的提法，这明显是个折中的提法，不合乎情理，似乎更加经不起推敲。
3. 毛遂自荐说认为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编造出来的。这种说法就很有问题了。首先，编故事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诸葛亮上《出师表》的时候，虽然刘备已死，但很多同刘备、诸葛亮一起从荆州到西川的大臣都在，这个瞎话编出来是自取其辱，以诸葛亮的智慧，不会那么愚蠢；第二，在三国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敬仰，虽然他在治国、用人、用兵等方面有着一些弱点和缺陷，但这丝毫不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可以这么说，就算没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的渲染烘托，也无损于诸葛亮成为一代伟人而被后人所称颂、效仿的事实。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做出为了抬高身价而编造谎言的事情，怎么还会有后来那么崇高的声誉？
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是针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辨析，但经过种种分析以后，可以这么总结：想否定三顾茅庐的说法，还太早了一些。想通过否定三顾茅庐而贬低诸葛亮，还太幼稚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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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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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向是智慧过人，所向披靡。他从初出茅庐一直到五丈原病死这五十余回书中，使用过无数成功的计策。但锦囊妙计只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五十四回及五十五回。当时刘备、诸葛亮趁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大肆扩充地盘，先后占领荆州大部地区，引起东吴孙权的警惕。为了限制刘备势力的发展，鲁肃奉命向刘备讨还荆州，但遭到拒绝。东吴大都督周瑜向孙权献计：趁刘备的甘夫人病故，用孙权的妹妹孙仁为诱饵，将刘备“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 但是，这个诡计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将计就计，让刘备“择日便去就亲”，并派赵云前去保护，并给了赵云三个锦囊，教赵云“依次而行”。结果，刘备一行人按照锦囊中的策划，私会乔国老，智激孙夫人，其后又再气周公瑾，使得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次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北伐大战司马懿时，派魏延、王平等大将正面迎击魏军先锋张郃 ；又给姜维、廖化一个锦囊，教他们俩人“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荫，十分危急”时“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结果，姜维、廖化俩人按 “锦囊计”的安排，不救被魏军围困的王平、张嶷，而是竟袭司马懿大营，造成魏军阵脚大乱，张嶷等人趁机大败魏兵。杀的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
第三次既在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杨仪一个锦囊，并对他说：“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 。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后来魏延果真造反，杨仪则用此计，魏延被马岱杀死。作者在这里还用了一首诗来称赞诸葛亮：“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说起来也真的有点奇怪：小说中诸葛亮的这三次“锦囊计”能够成功，他凭的是什么呀？未卜先知？对刘备、司马懿、魏延的了解？客观的说，对于这三次“锦囊计”能否成功，就算换了是历史上诸葛亮也不一定拿得准，之所以能取得完全的效果，我看功劳要算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头上，为了塑造诸葛亮这个智慧的化身，罗老先生可谓煞费苦心！看看小说中那一幕幕由罗老先生杜撰出来的精彩篇章：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三气周瑜、空城计、这三次锦囊妙计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篇章的确是特别精彩、特别过瘾，但也让人有点望而生疑；如此神化诸葛亮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不妥吗？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8226; 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 《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这个批评笔者认为倒是非常中肯的。这的确也是罗老先生在对诸葛亮的塑造上的过失：有点过头了。首先，这三次锦囊妙计明显地存在着一些过分夸张的成分，而且对诸葛亮近似神化的渲染，过分地突出了武侯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地位；其次，诸葛亮的计策乃是所谓的“锦囊妙计”，事先秘而不宣，使得不论是计策的执行者还是中计者，都显得如同玩偶一般，任其摆布，间接地弱化了其它角色，甚至是主要角色的形象，这或许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作家对于主要正面人物进行塑造和描述时的一种习惯吧。[/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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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简说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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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王平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出场次数不多，对白也非常的少，除了在街亭之战中还有过几句话之外，基本上都是默默无声，到最后也是静静地消失在小说之中。不过，依靠在街亭之战前的正确判断和战斗后期的妥善安排、沉着应对，就足以让几百年来的读者对王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历史上的王平究竟是怎样的角色呢？幸好陈寿在《三国志》中还专门为他立传，才使得这样一个在三国历史上的名将不至于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来了解一下名将王平的传奇人生吧。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省渠县东北）人。早年家境贫寒，被寄养在外祖父何氏家并改姓为何，后来才恢复原姓。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九月，王平随巴蜀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到洛阳，“假校尉”。曹操同刘备争夺汉中之时，王平随曹军出征，并在战斗中投降刘备，被刘备任命牙门将、裨将军。由于当时的蜀汉人才济济，王平又是降将出身，因此王平一直没有受到刘备的重视，默默无闻地生存于蜀汉政权之中，直到刘备去世诸葛亮掌权时，王平在军队中和诸葛亮的心里都没有什么名气可言。然而，街亭之战却完全改变了王平的命运。
“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於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三国志&#8226;王平传》的这一段记载表明：尽管街亭之战以诸葛亮的失败告终，但是王平却因为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赢得了诸葛亮的高度重视，并由以前的默默无闻变成一鸣惊人，“特见崇显”，加官进爵，成为诸葛亮时代的宠儿。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兵围祁山，王平负责守卫祁山南面的阵地，防止司马懿大军的增援。面对魏将张郃的疯狂进攻，王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出色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魏延作乱。王平率军打败叛军，迅速稳定了局势。（《三国志&#8226;王平传》中记载：“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也充分肯定了王平的功绩。）王平因此功劳，被升任为后典军、安汉将军，协助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后来在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进封安汉侯，代替吴壹统帅汉中军队。之后又分别于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和延熙六年（公元243年）晋升为前护军、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等职务。
关于王平的军事才能，除了在街亭之战中有所展现之外，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春天魏大将军曹爽进犯蜀汉一役，更能体现出王平作为名将所具备的胆略和智慧。《三国志&#8226;王平传》是这样介绍这场战役的：
　　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
面对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局面，王平力排众意，果断应对，最终击退了曹爽对蜀汉政权的挑衅。这时候的王平已经是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之一。史料中亦说：“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王）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同很多出身贫寒的武将一样，王平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基本上属于一个文盲将军。但是王平却象同时期的东吴名将吕蒙一样苦学文化知识。虽然史料中没有介绍王平如何进行文化学习的，但从《三国志&#8226;王平传》中“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的记载中可以想象：王平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
《华阳国志》中是这样评价王平在蜀汉后期的历史地位的：
后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时人语曰：“前有王、句，后有张、廖。”
陈寿在《三国志&#8226;王平传》中对王平一生的评价是：“王平忠勇而严整……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从王平的事迹来看，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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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细说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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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仓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里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倒不是因为罗贯中对周仓的刻划有多成功，究其原由，主要还是因为关羽的缘故，青龙偃月刀、赤兔马、周仓都是与关羽形影不离的三样“宝贝”，一提到周仓，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关羽，反之亦然。随着关羽红透大江南北，成为崇拜的偶像，周仓也是身价倍增。不但是在戏曲舞台上频繁出现，在关帝庙也是少不了的一员，同关羽一起被后人供奉。据说在广东、湖北、山西等地，还有专祀周仓之庙，真是极尽荣耀。
不过翻遍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为《三国志注》等史书，均不见周仓的影子，三国以后唐、宋等几代的野史、笔记、诗文也是看不到关于周仓的记载。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那这个周仓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
周仓这个人物形象，应该属于民间艺人们的杰作，出现时间可能在元代。最早记有周仓踪影的作品是由民间艺人创作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不过此时的周仓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并不是关羽的跟班，而是与关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蜀汉后期的一员战将。该书中的周仓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被诸葛亮派遣“使木牛流马运粮”，结果被司马懿抢走了几辆木牛流马回去研究；第二件事情时当司马懿想不出木牛流马如何使用的时候，周仓被派去戏弄司马懿，这段情节写的非常的有趣：

又数日，见护将三百军赴寨前。周仓带酒高叫元帅：“军师交我下战书来迎敌，见输赢。不战即合纳降。尔为魏之名将，何为闭门不出？”元帅言：“周仓带酒！”令左右人取酒与周仓吃，吃的大醉。司马言：“多与金珠财宝。诸葛木牛流马，打一杵可行三百余步，我造木牛流马，打一杵只行数步。有甚法度，你说与我，我与你万万贯金珠，可受满家富贵。”周仓笑曰：“军师木牛流马，提杵人皆念木牛流马经。”又言：“打木牛流马者，皆是我管。今夜入寨写牛流马经献与元帅。”司马大喜，与周仓三十贯金珠、两疋好马。“若周仓你写来，交你富贵不可尽言。”
周仓去后，三日再来，司马慌接，令左右人将来。周仓去了。司马接看大惊，乃是武侯亲笔写来，言：自古将材，无五人会造木牛流马。尔为魏之名将，问我学木牛流马经，后人岂不笑耳！”司马碎其纸。

从现有的资料看，《三国志平话》中刻划的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最早的周仓形象。这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毫无特点，毫无称道之处。
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关大王单刀会”中，周仓开始出现在关羽的身边。从人物形象形成的延续性规律分析，《三国志平话》后的民间传说和戏曲中可能已经对周仓进行了进一步塑造。关汉卿则是对当时塑造出来的周仓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提炼加工。也正是由于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周仓这一人物形象开始变的广为人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显然受到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的影响，保留了单刀会中周仓这一人物，同时对周仓进行了再创造。小说中的周仓比起之前的塑造要丰满的多。人物刻划也比较深刻。
演义中的周仓在第二十八回出场，是一个黄巾余部，因为仰慕关羽的盛名而投靠关羽，成为关羽的部下。为什么要把周仓写成是黄巾余部呢？丘振声先生在《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中认为目的是“要人们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毛宗岗在评论原因时也认为“关公既遇廖化，又遇周仓。廖化是黄巾，周仓亦是黄巾。化之从公后于仓，而仓之慕公切于化。夫使仓而不与公遇，不过绿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厢绘像，仓得捧大刀立于公之侧，竟附公以并垂不朽。可见人贵改图，士贵择主。虽失足雈苻，未尝不可以更新；而单身作仆，胜似拥喽啰称大王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必站的住脚。试想：罗贯中参与过推翻元代统治者的农民起义，曾经亲眼目睹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深恶痛绝，所以才参加农民起义，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见《稗史汇编》）。如此说来，同汉朝的黄巾起义属于同一类型、同一阵营，似乎不太可能去劝告世人“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而同时代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农民起义出身，罗贯中也用不着去贬低农民起义；其二，丘振声先生自己也认为罗贯中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肯定的。在丘先生的《三国演义纵横谈》中的“有志图王者罗贯中”一文中，丘先生写到：“他与起义军有过一段血肉相连的生活，使他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作用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他创作的《隋唐志传》，热情地歌颂了程咬金、秦叔宝等瓦岗寨的英雄。在《隋谈唐五代史演义》中&#8226;&#8226;&#8226;&#8226;&#8226;&#8226;（对于黄巢的刻划）更是写的悲壮动人。他（罗贯中）对农民起义是肯定的。对农民起义采取如此鲜明的态度，在我国古典作家中，并不多见）。既然如此，为何又说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是为了要“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说毛宗岗的点评是丘先生所言的原因，倒是比较有道理的，但对于罗贯中却不是如此。从《三国演义》分析，罗贯中对农民起义的确是肯定的，因此，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出身不应该认为是劝说世人不要造反，而是要提醒读者：在农民起义的参加者中，到处都有象周仓这样的忠义之士，并通过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的污蔑，罗贯中用他的特殊方式在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进行颂扬。这样理解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同时，罗贯中延续了之前民间艺人和戏曲家对周仓形象塑造的精华，仍然把周仓这个黄巾余部放在“千古忠义”的关羽身边，不但符合国人常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传统观念，而且有其深意的。关羽原本的出身就不好，不属于官宦之家，是一个平民英雄，而周仓则是因为深受统治阶级压迫参加农民起义进而落草为寇的劳苦大众，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憧憬和向往。这样理解罗贯中此举的目的，显得更加有情理。
周仓投奔关羽以后，参与了关羽历经的围绕荆州发生的斗争。第六十六回的“单刀会”中，周仓与关羽配合默契，智斗鲁肃。在关羽被鲁肃出言反驳、形势危急的时候，周仓挺身而出，与关羽合奏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后人有诗赞关公曰：“藐视吴臣若小儿，单刀赴会敢平欺。当年一段英雄气，尤胜相如在渑池。”云长自回荆州。

罗贯中对周仓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对人物的刻划却是非常成功的。象“单刀赴会”一节，篇幅虽短，但大开大阖、气势磅礴，即突出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又衬托出周仓的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可谓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属神来之笔！比之《三国志平话》中的周仓，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关羽兵败而亡时，罗贯中也没有忘记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汙，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不知主何吉凶？”正说间，忽报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王甫、周仓大惊，急登城视之，果关公父子首级也。王甫大叫一声，堕城而死。周仓自刎而亡。

罗贯中对周仓结局短短的描述，也完成了周仓最后的壮举。通过罗贯中的刻划，我们对周仓这个黄巾余部的印象更加深刻：好一个忠义之士！[/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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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谈谈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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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廖化，能被后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完全是那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办事缺乏好手，让能力一般的人出来负责。也就是说廖化的个人能力很是一般（后来也有人把这句话作为对诸葛亮独断专行，造成蜀汉后继无人的一种指责）。不过，翻阅史料和小说后会发现：这个廖化其实挺不简单的，值得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上和小说里廖化的了解，来看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到底对不对。
廖化（？—公元264年），襄阳人，字元俭，本名淳，早年投靠刘备，曾经在关羽的手下作过主簿，一直跟随关羽镇守荆州。关羽被杀后，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廖化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后来，廖化做出了一个同关羽一样千里走单骑的的精彩故事：廖化忠心于刘备，一心重回刘备身边，想出了诈死的计策，居然还计谋得逞，并骗过了所有的人，带上自己的母亲躲开吴兵的追捕，日夜兼程，赶往益州，终于在秭归遇上了东征伐吴的先主刘备。刘备见到廖化后非常高兴。立刻任命廖化为宜都太守。
以上的记载见陈寿的《三国志&#8226;廖化传》。虽然非常的简略，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出一个这样的印象：首先，廖化是一个文职官员出身，主簿这个职务，是专门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的官员，是州的属吏，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在当时人才济济的荆州能得到刘备、诸葛亮的赏识担任主簿这个职位，应该说是要具备一定能力的（鼎鼎大名的“凤雏”庞统，在刚刚投靠刘备的时候，也只是个县令，经诸葛亮大力推荐后，才做了从事。这个从事的职务，比主簿也就高一级。）；廖化的投降，应该是迫不得已，从史书上看，似乎与自己母亲的安危有关；另外，所做的千里走单骑的精彩故事，比关羽的难度更大：关羽是得到了曹操的关照，一路顺风顺水、大摇大摆回到刘备的身边，而廖化则是“昼夜西行”，还带着自己的母亲，风险可想而知。关羽的千里走单骑被后人称之为“忠、义”，廖化的千里走单骑则是 “忠、义、孝”，有过之而无不及，境界超过了关羽，那个一听说母亲被抓就马上被主而去并且快快乐乐的在曹魏做上高官的徐庶，和廖化比起来更是连提鞋都不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所疏忽：关羽兵败的时间是公元219年，而刘备伐吴到达秭归则是在公元221年底至公元222年初，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廖化卧薪尝胆，矢志不渝，其忠义之心实在是难能可贵。难怪刘备见到廖化喜出望外，给了廖化个宜都太守做。
至于廖化在蜀汉政权建立后的表现，因为散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中，我们不妨按照时间顺序来逐步进行了解。
公元221年廖化回到刘备身边以后，正值刘备东征，刘备从巫峡、建平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同时任命将军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先锋，辅匡、赵融、廖化、傅彤等各为别督，并先遣吴班率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向以陆逊为首的东吴军队挑战，结果被陆逊火烧联营，打败蜀军。在这场战争中，虽然不见廖化表现的记载，从刘备任命廖化别督这一武官职务来看，廖化在军事方面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潜质和能力的（见《三国志&#8226;陆逊传》）。
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建府署任命蒋琬为东曹掾。举荐茂才的时候，蒋琬一再谦让，并向诸葛亮推荐刘邕、阴化、庞延、廖化等人（见《三国志&#8226;蒋琬传》）。这时候廖化的职务是参军（见《三国志&#8226;廖化传》），同诸葛亮的心腹爱将马谡等同。参军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属于幕僚性质，参与军事行动的组织和策划。从这两段记载看，诸葛亮对廖化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对廖化的评价也是不错的。
《三国志&#8226;廖化传》中说廖化“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虽然因为交代没有具体的时间。但我们也可以从其它的史料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据《三国志&#8226;郭淮传》记载：公元249年，魏将郭淮率兵攻打驻扎在成重山的廖化，结果大败姜维、廖化的部队。此时的廖化官居阴平太守。但在这之前，廖化还是打了个胜仗的。魏将王赟、游奕就被廖化杀的大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廖化还是具备一定的军事指挥和作战才能的。
据《三国志&#8226;后主传》记载：公元263年，魏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等分兵进攻蜀国，当时蜀汉的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将领都远在沓中，后主刘禅派张翼、廖化等抵御。结果防御失败，蜀国同年灭亡。这时候的廖化已经是右车骑将军，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之类的职务也应该在这段时间。从廖化的官职升迁和史料记载的事件看，廖化在蜀汉后期也是得到后主刘禅的赏识的，官职比诸葛亮时代还要高。
公元264年，蜀国亡国后，廖化在被迁往洛阳的途中病故。
以上就是史料中对廖化的记载。从中我们看不出廖化有什么能力不足之处。陈寿的《三国志&#8226;廖化传》对廖化的评价是：果断刚烈。廖化，称得上是一位儒将，也是蜀汉政权从崛起、兴盛到最后灭亡的见证人。他有一定的能力。既有地方管理经验，又有率兵抗敌武将生涯，加上能得到蜀汉两代帝王及诸葛亮的重用，也算得上是个人才。
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廖化的形象比史料记载的要丰满一些。廖化在第二十七回一出场，就帮了关羽一个大忙：杀了同伴杜远，救了刘备的二位夫人。后来又在刘备入川前夕率军投靠。关羽进攻曹操、威镇华夏之时，廖化随之冲锋陷阵；关羽被围，廖化又是自告奋勇前往上庸求救；刘封、孟达拒不派兵，廖化当即“遂上马大骂出城，望成都而去”，忠肝义胆，跃然纸上；后主登位以后，廖化一直随诸葛亮出现在北伐的第一线，真可谓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还差一点杀掉了司马懿；诸葛亮去世后，廖化又同姜唯一起为完成诸葛亮的遗愿而继续征战在疆场上；蜀汉灭亡后，“。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罗贯中特别在此处加上了“忧死”二字，足见对廖化的赞赏。从小说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贬低廖化的描述。
从史料、小说看，似乎都找不到廖化能力不够的地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之前我们在史料介绍时说到：廖化后来被后主先后任命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的高位。因此，有评论认为：廖化如此深受重用，必定是功勋卓著。但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因为忽略了一点：此时的廖化却已是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又恰恰与此有关。
《三国志&#8226;宗预传》中提到：诸葛瞻刚刚掌管朝中大事的时候，廖化曾经想和宗预一起到诸葛瞻家去拜访，宗预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凑这个热闹干什么？”这个时间根据《三国志&#8226;诸葛瞻传》记载，大概在公元261年左右。也就是说在公元249年的那场战斗中，廖化都差不多六十岁左右，已经是高龄了。之后所授予的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等职务有敬老之嫌。并不能说明其在对抗曹魏的战争中因为有多大的功勋而得到提拔。可能也就是《三国志&#8226;诸葛瞻传》的这段记载，被后人利用，从而创造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但意思已经完全变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历史上的廖化作先锋和后世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蜀国亡国的前夕，就因为后主刘禅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派上战场，能说明在蜀国没有什么人材吗？看来这个成语有点不妥。从廖化的年龄看，这还有点老骥伏枥的味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有相似的地方，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廖化作先锋”和“蜀中无大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后世者常常以此来指责诸葛亮，看来是有点搞错方向了：如果说是因为廖化无能的话，从史料看，廖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不过没有姜维、夏侯霸那么出名；如果说是指廖化七十多岁还要被指派上阵杀敌，那和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刘禅的决定，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死了29年了，而且这时候的廖化只是年老，却并非无能；如果说这是由于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培养不够，造成后来老廖化作先锋的话，更是有点牵强，又不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就灭亡了，中间还隔着蒋琬、费祎等几代领导集体，单纯把责任都推到诸葛亮身上，有欠公允。以笔者看，象廖化这样的忠勇仁孝之士，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就算到了七十岁刘禅还会用他去作先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准还是这个忠臣孝子自己自告奋勇、主动请战的呢。“廖化作先锋”只是个案，不用联想的太多。[/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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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是非功过说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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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遣兵百胜强，意气何有汉中王？
七军之心俱猛鸷，虎兜插翼将翱翔。
睥睨荆益可席卷，白帝城高如堵墙。
秣马蓐食朝欲战，雷声殷殷山之阳。
沉阴苦雨十余日，汉水溢出高腾骧。
仓黄不暇恰步伍，攀缘蹙踏半死伤。
计穷岂不欲奔走？四望如海皆茫茫。
鼍鸣鱼跃尚恐惧，万一敌至谁敢当？
邀看大船载旗鼓，闻说乃是关云长。
蒙冲直绕长缇下，劲弩强弓无敌者。
虽有铁骑何所施？排空白浪如奔马。
将军拱手就絷缚，咋舌无声面深赭。
捷书一日到锦城，只轮不返截西行。
将军畴昔负朋友，若此昌豨犹得生。
循环报复虽天意，壮士所惜唯功名。
曹瞒相知三十年，临危不及庞明贤。
归来头白已憔悴，泣涕顿首尤可怜。
高陵画像何诡谲？乃令惭痛入九泉。
淯水之师勇冠世，英雄成败皆偶然。
这是北宋孔平仲的一首名为《于将军》的诗，诗中所写的这位“于将军”，便是三国时期曹操帐下大将，曹营“五子”之一的于禁。
于禁（？---公元221年），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南）人。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于禁跟许多追求功名的人一样，迅速加入到了镇压黄巾的行列之中，他的投奔对象是当时正四处招揽人马的济北相——鲍信。此时的于禁，还只不过是行伍中默默无闻的一名小卒。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大批青州黄巾军涌入兖州，当时的兖州刺史刘岱在征讨黄巾时战死，面对难以控制的局势，鲍信等人推举时任东郡太守的曹操领兖州牧，率众抗击黄巾。不知是由于曹操的加入，还是由于黄巾的缺乏组织，胜利的天平渐渐向官兵倾斜，不久，鲍信的军队在寿张东部击破了黄巾的主力，但可惜的是，在这一战中，鲍信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战死沙场。曹操一路追击黄巾，直至济北，并在当年冬天，接受了三十万黄巾军的投降。从此，一支由青州黄巾降卒中的精锐组成的军队出现在曹操的帐下，号称“青州兵”。
兖州的这次战乱，对于原本多多少少有些附庸于袁绍的曹操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佳的契机，他不但在兖州站住了脚，有了自己的地盘，还收编了大量的军队，这其中不单有“青州兵”，也有过去刘岱、鲍信手中的军队，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于禁，便在其中。
此时的于禁，还只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将军王朗手下担任都伯一职。但他的表现很快引起了王朗的注意，史书记载说“王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王朗的推荐看起来也确实很夸张，一个小小的都伯，被他说成有当大将军的才干，曹操一听，当然也很感兴趣，于是便召见于禁，对他进行交流询问，面视的结果相当理想，随后于禁连升三级，被任命为军司马，开始了他新的戎马生涯。
于禁作战相当勇猛顽强。曹操东征吕布时，于禁在濮阳城南打败吕布二营人马，不久又独自率部在须昌战胜高雅；在攻打定陶、离狐、雍丘等一系列战斗中，于禁连连告捷；对付黄巾军，于禁更是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曹操的大营在汝南遭到刘辟、黄邵等黄巾军的偷袭，于禁挺身而出，一举击溃来犯之敌，确保了曹操的安全；官渡之战中，于禁自告奋勇担任先锋，并且身先士卒，顽强奋战，协助曹操取得了这场关键的胜利。这一系列战争中的优越表现，使得曹操对于禁倍加器重，其职位由军司马一路迁升，历任陷陈都尉、平虏校尉、偏将军、虎威将军、左将军，还被封为益寿亭侯，跻身于曹军名将的行列。
当然，于禁能倍受曹操青睐，绝不单单是勇猛那么简单，作战冷静、沉着，是为将者极为重要的品质。曹操讨伐张绣失利的时候，全军上下一遍混乱。唯独于禁率领手下的数百人，边战边退，虽然有所伤亡，但始终保持没有溃散。等敌人追击得不太紧时，他又把队伍清整好，敲锣打鼓地返回大营。史书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虏追稍缓，禁徐整行队，鸣鼓而还。（见《三国志&#8226;于禁传》）在途中，于禁还未经请示就处理了一些进行劫掠的青州士兵，受到了曹操的高度评价。前面已经讲过，青州兵是曹操在兖州与黄巾军作战时收编的队伍，人数众多，战斗力也比较强，但纪律性太差。在兵败如山倒的复杂局面中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青州兵，不但会引起当地豪强、世族及百姓的不满，而且极易酿成兵变。于禁替曹操成功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难怪事后曹操会感慨：“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
如果说作战勇猛、沉着，足以让于禁跻身名将之列，那么于禁所表现出来的大局观和政治头脑，则更是确立了他在曹军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官渡之战结束后，于禁奉命平定昌豨的叛乱，这一次于禁跟处置青州兵那样，又是先斩后奏，几乎有些顽固地执行曹操“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令，把已经投降而且与自己私交不错的昌豨斩首。这个举动在曹营引起轰动，连曹操得知消息后都感慨地说：“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耶！”从表面上看是对于禁的行为有所不满，但结果却是“益重禁，拜禁虎威将军”。这说明曹操有点言不由衷。为什么呢？在曹操创业的前期，地方豪强及一些武装势力经常是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自己的走向，这对曹操势力的壮大和发展非常不利。于禁杀昌豨之举，表面上是“奉法行令、大义灭亲”，但其实背后却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嗅觉，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会对于禁越发器重。曹操在官渡之战结束后上表汉献帝，称赞于禁、乐进、张辽等人：“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
于禁治军，以法御下，十分严格，三国志记载：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而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见《三国志&#8226;于禁传》）因为于禁持军过于严整，以至于他的部下们没什么油水可捞，曹操显然很清楚于禁的这种风格，于是每次赏赐都格外照顾于禁，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虽然由于过于严格不讨部下欢心，但是因为于禁的公正无私，在军队中威信极高。究竟高到何种程度，三国志里记载了一件事：曹操因为忌恨朱灵而想削掉他的兵权，但这是件极有可能引发兵变的事，考虑再三，决定派于禁去执行，于禁便带上曹操的手令和区区几十个士兵策马赶往朱灵的军营，孤身犯险，执行曹操的命令。当时朱灵手下的众多将士因为害怕于禁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有所反抗。从这件事，我们足以看出于禁在曹军中的威信，甚至也能隐隐感觉到于禁骨子里透出的一种霸气和杀气。
虽然于禁为曹操屡次立下大功。但就是这么一位显赫一时的名将却最终功亏一篑，不但兵败被俘，而且是苟且偷生，受尽屈辱，惭恚而亡，并成为晚节不保的典型，颇受后人唾骂。于禁兵败被俘的一幕，便是人们耳熟能详并且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的“水淹七军”。
前面提到孔平仲诗中对于禁的评价中有一句“英雄成败皆偶然”。的确，于禁的失败充满了偶然性。时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先后围困了襄阳和樊城，曹操派于禁前往樊城支援曹仁。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将驻扎在樊城外由于禁统领的七军悉数淹没，庞德战死，于禁投降。一代名将就此折戟沉沙，兵败被俘，并在屈辱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时光。
很多人质问，于禁为什么没有象庞德一样为国捐躯呢？于禁因贪生怕死而投降关羽的说法由来已久，历代三国研究家和爱好者大都如此判断。其证据在于陈寿在《三国志&#8226;于禁传》中记载的“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生死关头，于禁露出了求生的欲望，从“禁遂降”看，感觉几乎是没有抵抗，这确实有些令人不解，连曹操自己也说：“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难道曹操真的错看了于禁吗？笔者认为，以于禁的为人，应当说不太可能为了保自己一条老命而屈膝投降。想当初官渡之战中，于禁的处境也是危机重重，险象环生，而曹操手下已经有很多人私下向袁绍示好，准备在有利的时机投降，而于禁却是始终如一效忠曹操，也没见他有什么贪生怕死的念头。从于禁身平的经历来看，实在无法得出其贪生怕死的结论。那么，为什么于禁会在晚年突然作出惊人之举呢？笔者以为，其中定有隐情。
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或许就象孔平仲诗中描绘的情形：“仓黄不暇恰步伍，攀缘蹙踏半死伤。计穷岂不欲奔走？四望如海皆茫茫。鼍鸣鱼跃尚恐惧，万一敌至谁敢当？”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队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了，根本就是坐以待毙。是无谓的抵抗，还是投降？这个选择恐怕已经在曹军将士的心中已经产生了。于禁作为最高统帅，又是官兵们敬重的对象，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影响着整个七军的命运。
虽说于禁平时以法御下，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关心自己的将士，其实往往越是刚毅的将领，越是体恤士卒，所谓恩威并施。从史书中所记载的“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见《三国志&#8226;孙权传》）等情况看，估计七军的绝大部分都跟随于禁投降了。如此大规模的投降，在这之前的三国交战史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这一段史料，我们可否这样设想：于禁会不会是因为顾及部下的生命，不愿自己的士兵白白送死而被迫投降的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不但有，而且很大。面对平日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三万人的性命，这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甚至远远大过关羽投降曹操时所面临的，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或许是于禁唯一的选择了。
那么为什么庞德就没有投降呢？难道真是庞德比于禁更为忠贞不渝？笔者以为这倒未必，因为庞德即使是想投降，只怕也没那个条件。我们从《三国志&#8226;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中就可以找到一个欲降不能的例子：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对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见禽耳。”太祖曰：“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太祖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
从沮授所说“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家人或者家族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投降。沮授之不降，并非不想而是不能。庞德战死之后，“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曹丕继位之后，又追谥庞德为壮侯，并再次对庞德的几个儿子进行封赏。单从家族利益上说，庞德的战死，显然是值得的，而假如庞德选择投降的话，以他曾经是马超部下，堂兄庞柔又在蜀汉的背景，一家老小极有可能受到诛连，弄不好就是灭门之祸。两相比较之下，我们倘且不论庞德是否忠贞不渝，庞德的战死都已经是必然的了。
我们再反过来看于禁，于禁跟曹操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起出生入死三十年，相信于禁也很清楚，即使他投降了，曹操念及旧情，也不会对他的家小怎样。这样一来，同在滔滔洪水中的于禁与庞德，其所面临的选择就截然不同，庞德身负一家老小的前程，但求一死，而于禁却在三万将士性命的重压之下，唯有一降。
以上都是从于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笔者认为：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关羽根本就不想杀于禁，于禁不降也算降了，想死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可以看看《三国志&#8226;关羽传》注引《蜀记》中的一段记载：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我们都知道：关羽也曾经兵败被俘，在曹操手下呆过一段时间。从这段史料看，关羽和徐晃的私交不错。而于禁作为曹操手下最知名的将领，很可能与关羽的关系也不错。加上关羽那种知恩图报的性格，极有可能不加害于禁。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也很大。毕竟关羽还欠着曹操的一个人情没还，留下于禁的性命不也等于还人情吗？所以关羽选择了将于禁关押起来，一来等以后还人情，二来利用于禁的被俘打击曹军的士气，这样一来，于禁就更是有口难辩了。
其实于禁的投降不但客观上帮助了孙权，也间接地解除了关羽对曹操的巨大威胁。《三国志&#8226;吕蒙传》中记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于禁和手下三万之众的投降，造成了关羽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关羽不得已才“擅取湘关米”。孙权利用这个借口对荆州发动进攻并且取得胜利。这一点不但于禁自己没有想到，就连关羽都没有意识到。
于禁被俘后不久，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于禁又落入孙权之手，不但沦为孙权向曹操索取更多利益的筹码，还一度成为东吴大臣羞辱的对象。史料中记载了于禁在东吴的两个片段：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见《三国志&#8226;虞翻传》）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见《三国志&#8226;虞翻传》注引《吴书》）从这两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于禁这时候的日子过的简直是生不如死，受尽侮辱。不过最悲惨的时刻还在后面等着他。
于禁在东吴被扣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孙权见于禁已经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便把他送回了曹魏。于禁回到故土，这时候的他已经是“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这时候曹操已死，曹丕执掌大权，不过这位后来的魏文帝显然没打算放过于禁。曹丕表面上用昔日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于禁，而且还授予他一个安远将军的封号；暗地里又派人在高陵的墙壁画上水淹七军时庞德英勇不屈、于禁屈膝投降的场面，并派于禁去拜陵。终于使于禁羞愧而死。
于禁的一生让人感到惋惜。作为一代名将，于禁立下了无数战功，声名显赫；作为战俘，于禁没有选择杀身成仁，这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很容易遭人垢病。《三国志》中说他“弗克其终”，虽然有些怒其不争，但在笔者看来，更多的却是哀其不幸。掩卷之余，笔者也忍不住会想，倘若我们处在当时于禁的位置，又会做出何种抉择呢？[/SIZE]